在山水中回归简单——孟浩然

孟浩然是唐代山水诗代表人物之一，与另一位山水诗人王维齐名。他还是唐代诗人中人生经历最简单的一个人：四十岁以前一直住在襄阳，四十岁时到长安考过一次进士，但是没有考中，之后再没有做官的欲望，在江浙游历数年之后回家，最后在襄阳离世。有人说，唐代诗人，没有谁的一生像孟浩然那样平淡。但是，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平淡的人生，他才有机会去体察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事情，并用诗人的法眼和敏锐的嗅觉，去捕捉自然中那点哪怕是最细微的感受，从中寻找出诗意和人生的真谛。

留到最后的是尊严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唐代文人入仕主要有三个途径：祖荫、科举和举荐。祖荫就是贵族或者官宦子弟凭借祖上的地位取得官位，这是出身中下层的士人无法企及的。科举制度始于隋代，唐代科举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进士，一种是明经。前者难度很大，文人们往往皓首穷经亦不得其门而入，故有“五十少进士”之说，意思是五十岁考上进士都算年轻的；明经虽然好考，但是考上之后官位相对较低，为很多士人不齿。对一些心高气傲的文人来说，让他们乖乖进入考场接受那些莫名其妙的考题的裁判是对他们的侮辱，因此，唐代很多文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隐居。唐代的隐居其实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避世，而是在保留尊严的前提下入仕的一种手段。狂放如李白者，也使用过这种手段，当他被皇帝召进宫后，忍不住吟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心声。当时隐居的最佳地点是终南山，此山离国都长安不是太近，保留了文人的一丝清高；也不是太远，不至于让皇帝找不着自己。从卢藏用“终南隐居”得官之后，后人都戏称这种方式为“终南捷径”。

后人对“终南捷径”多持讥讽态度，认为他们隐居的动机不纯。我倒是认为他们使用这种方式无可厚非，一来唐代科举制度还不是很完善，远未达到唐太宗所说的“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地步；二来唐代的宽宏和开放为文人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隐居求仕在唐代是一种常态。隐居求仕的盛行，造就了唐代干谒诗的发达。所谓干谒诗，就是用诗歌向高位者表明心迹、展现自己才华的一种诗歌。在唐代众多的干谒诗中，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

中国文人往往在保持自己的清高和沦为朝廷的帮闲之间挣扎，而越是在专制社会的早期，这种挣扎越是明显。一方面诗人高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以个人的才华对抗整个专制机器；一方面又经常自比作妻妾甚至妓女，向丈夫倾诉被抛弃之后的衷肠，从屈原的《离骚》到白居易的《琵琶行》莫不如此。许多干谒诗低声下气、卑躬屈膝，有些甚至有搔首弄姿、卖弄风情之嫌，例如朱庆余征求张籍意见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不惜把自己比作洞房花烛之后要见公婆的新媳妇，惴惴不安问老公：“我要怎样化妆才能得到公婆的欢心呢？”这种“臣妾式”的视角，在唐代干谒诗中屡见不鲜。

而孟浩然这首诗起句即极有气势，诗人的视角绝不是仰视，至少是平视，甚至像是俯视：浩荡的八百里洞庭奔来眼底，波涛和着诗人胸中的一腔壮志翻滚奔腾，水天一色，不由得使人想到《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景象——鲲化为鹏，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在这样的豪气面前，不论是曾经让司马相如为之倾倒的云梦泽，还是稳如磐石的岳阳城都已经消失在眼角的余光之外。而干谒诗的主体部分——求官，诗人写得极其含蓄别致，以渡水无舟委婉地向曾担任宰相的张九龄倾诉自己无人引荐之苦，以耻于端居言自己有报国之志，与那些低声下气的邀官者自不可同日而语！最后以羡慕垂钓者收束，干净利落，不着痕迹。

孟浩然的诗以清旷冲澹为基调，但“冲澹中有壮逸之气”，这种“壮逸之气”不仅来自那个伟大、奔放而自信的时代，更来自诗人对自己尊严的肯定和珍惜。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财富、地位乃至生命都可以失去，唯有尊严，不可剥夺。

感受你的疼痛

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这首《春晓》，是很多中国父母给孩子讲的第一首诗。原因很简单，这首诗简单明了，没有高深的词语，没有用典，远离了文人的学究气，容易理解。通过这首诗，父母们给孩子的心田播下了善良的种子。

诗人在一个春天的早晨醒来，阳光已经透过窗户，照进诗人的房间，婉转的鸟鸣告诉诗人，这是一个万物萌发、生机勃勃的季节。可是，诗人却十分“不识时务”地想：一夜风雨，大概有很多花被打落了吧。这首诗妙就妙在整首诗只有四句，却形成了由快乐到悲悯，由闲适到沉思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诗人的悲悯和沉思不是对自己命运的嗟叹和感伤，不是对自己命运波折的埋怨，而是对“毫不相干”的他者的同情，甚至，这里同情的对象并不是人，而是那样不起眼的事物——一棵草，一朵花。

在欣欣向荣中跟着万众一起歌唱、一起欢呼，其实是最容易的事情，也是最讨好的事情。中国自古以来就从不缺盛世的吹鼓手、权位者的抬轿夫，但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在一片欢呼声中看到华丽下的卑微，听到被锣鼓声掩盖的呻吟，感受到盛世之下的疼痛。因为，伟大的诗人不仅有一般诗人敏锐的诗歌嗅觉，还有一颗对泪水和疼痛敏感的心，尤其是别人的泪水和疼痛。

古希腊人将悲剧的地位放在喜剧之上，因为他们认为悲剧能够激发起人类心灵中最崇高、最美丽的一些情感，例如同情，例如对生命的尊重。诗歌亦是如此，当诗歌只剩下对自己心理的描摹和欲望的展示的时候，诗歌也就走到了尽头，成为无病的呻吟和无聊的梦呓，这样的诗不叫诗，只能叫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