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中国的土地伦理（2）

我们有必要分析两种经济与印度那种捕获和训练大象的驯化模式之间的关系。古代中国，人们在描述圆满和丰收时会提到“五谷”和“六畜”。其中，六畜是指马、牛、羊、猪、狗、鸡。

中国与印度的模式有许多异同，但我只评论其中一些似乎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情况。上述研究从中国南北方各个地区确认了中国存在五个猪的亚种。这些亚种是中国家养猪的祖先；爱泼斯坦对此做了记录，指出有超过100个种类和变种。许多古代的墓葬都有祭祀使用的猪骨架。这与印度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从吠陀时代，猪在印度就为人所知，但是在古代文献很少被提及，并且被上等种姓的印度教徒和其他人视为不洁之物。在中国，绵羊、山羊和马在黄河流域突然出现，比最古老的驯化动物狗和猪要晚许多，并且与更为干燥、多草或森林茂盛的土地，即长城以北的次要经济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可以肯定的是，在长城以南的广大农耕区，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用于食用、劳动和运输的驯养动物。田地上需要黄牛、水牛和驴作为役畜来耕地和运输，而且数量庞大。鸡、猪、鸭子以及其他不需要放牧的驯养动物数量更多。正如20世纪早期的一项经典研究中所显示：与其他国家相比，大河流域的农耕土地上家畜稀少，甚至比印度还少，因为印度经常有人抱怨牛和山羊有过度啃食的情况。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是，印度是大量生产和消耗奶制品的地方，而直到近代中国大部分核心区奶制品数量都很有限。此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在中国的平原上，运输任务在很大程度上由人力承担，依靠独轮车、扁担或背包，很少靠牲畜驮运，尽管人力运输是最昂贵的方式，这一点我将在本章下文详细讨论。中国车轮工具使用较少，驮畜和人力的使用较多。相反，印度自印度河文明时起就开始使用牛车；直到近来，大部队的调动还需要靠另外的牛车部队运送补给。另一方面，中国将大量的集体劳役花费在了开凿运河上，于是运河和水路运输高度发达。最后，中国有许多森林已经逐渐开垦为耕地。

畜力在中国军队中的作用也与印度不同。中国同时拥有马和大象的栖息地，因此自然环境提供了能够像印度那样组建四军的可能性，但中国却没有发展出四军。战象，即便在早期曾被试用过，但最终没有被确立为制度；而在随后的时代，即使直接遭遇大象，中国也仍然拒绝使用。至于马匹，战国时期，伟大的人物都作为战车武士出场，如同印度史诗中那样；同时，他们还讲究战争文化，会占卜吉凶，还有着荣誉感很强的贵族道德准则。骑兵的引入可以精确地追溯到公元前307年；据史料记载，当时赵武灵王说服大臣们采用亚洲内陆风格的骑兵，即骑兵弓箭手。这样做争议很大，因为骑兵模式涉及服饰变化，会违反礼仪，遭到臣民的厌恶。然而，赵武灵王力排众议，于是中国开始采用亚洲内陆式的骑兵队列。到了战国时代末期，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了各诸侯国；秦始皇的陵寝中著名的兵马俑就包括战车、骑兵以及大量的步兵。更加务实的战争态度开始取代早期的贵族化、仪式化、道德化的风气；士人开始对军事失去兴趣，可能是因为军事与游牧民族的联系日益紧密。正如在印度和其他地方发生的那样，战车最终在战场上停止使用。

尼古拉·迪·科斯莫认为，赵武灵王采用骑兵不仅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也是为了进攻非游牧民族的邻邦。然而，由于马匹的供应地仍在北方，因此出现了基尔曼所说的“两种大致相反的战斗模式”。他说：“一种模式是直接接受主要外敌的战争方式，即胡服和骑兵。随着马镫的发展，这种情况可能在后来继续发展。另一种模式更适合以城市-农业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即发展高度组织化的步兵战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武器。”

军事模式上的二重性解答了中国王权与北方和南方的不同关系。中国南方，尽管在气候、地貌、动植物、语言和民族上有所不同，但似乎总是为中华文明提供了发展空间，即便它也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但是，正如欧文·拉铁摩尔的详细描述，中国的王权与亚洲内陆民族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需要一支以骑兵为基础的军队抵御盛产马匹的亚洲内陆的敌人，而边境民族不可避免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国的农耕区也需要与之建立交换关系，使次要经济区能够给主要经济区提供所缺物品。他的经典著作本质上就是关于长城以北次要的游牧经济的历史研究。

依据张春树的研究，“象”这个词在中国与中亚边界出土的竹简上出现了2处，其中1处涉及大象拉货车的情况。这种竹简发现于多个地点，构成了珍贵的早期政府档案。但是，在已修复的3万个此类记载中，只有2处涉及大象。这片土地喜欢农业生产，并且培育了一种倾向于减少牧场和森林的土地伦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是大象的不幸。这种模式导致除云南少数狭小的地方之外，大象数量急剧下降。因此，印度人采用战象和中国人拒绝战象的原因，涉及早期的决策及其产生的不同的土地伦理，与某种根深蒂固的事物有关。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印度在土地伦理上的差异依然存在。但是，正如我们所见，中国今天也有旨在保护野生动物的环保运动；其中就包括大象，它们的保护地以云南为中心。在对待大象和其他野生动物方面，印度在政府政策和公众舆论上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我们不该将两国长期存在的土地伦理视作不可改变的宿命。在这两个地区，现有的土地伦理都在迅速调整之中。

在伊懋可对中国土地利用模式的分析中，经济上的利己主义是一种既定事实——或许是出于人类本性，或许是基于特定形式的社会经济组织。这个术语简洁直白，并且带有唯物主义色彩；它蕴含的内容清晰而令人满意，但在其他方面却存在缺陷。王室利益并非不证自明，其内容取决于所做的选择；或者更确切地说，利益模式在两种文明中对王室利益的界定相当不同。我们需要了解战象被采用或拒绝的更大背景。这个更大的背景，首先是指印度和中国更为普遍的动物驯化模式；其次是关于土地使用的更为普遍的看法。两者共同作用，为大象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