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

第一处记录就带有戏剧性色彩。据记载，一位名叫陈叔明的安南国王向明朝皇帝派遣使节并赠送大象作为贡品；但是，由于该国王与此前曾派遣使节的安南国王的名字不同，于是就有人提出了疑问。结果发现，现任国王致使前任国王自杀，前来进贡的目的是希望中国皇帝承认他为合法的继承者。于是，中国朝廷拒绝了此次进贡。

向中国皇帝朝贡的使节来自安南、占城、柬埔寨、暹罗和爪哇。除了安南以外，其他都是进行印度化的王国。学界通常认为，安南更倾向于中国的王权模式，因为它有大约一千年的漫长时期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尽管如此，中国的记载明确显示，安南与进行印度化的各王国相毗邻，通常也会遵循这些国家采用的战象制度。安南历代国王进贡给中国皇帝的外交礼物或贡品通常都包括大象。

在东南亚国王向中国派遣外交使节的记载中，多次提到了象夫；有时，当贡品被接受后，中国朝廷向使团和国王回赠礼物时也曾提到过他们。一个来自占城的使团就是这样的例子。以下引文详细记录了赏赐的礼物和接受者相应的级别。在这段冗长的记述的末尾，我们看到了养象军士；他们和士兵一样作为整个使团中级别最低的人员而得到了赏赐：

九月甲寅朔，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其子宝部领诗那日勿等来朝贺天寿圣节，献象五十四只，及象牙、犀角、胡椒、乌木、降香、花丝布，并贡皇太子象牙等物。诏赐其国王冠带、织金文绮、袭衣，王子宝部领诗那日勿金二百两、银一千两、织金青罗衣二袭、红罗衣二袭、绣金文青绮衣二袭、红绮衣二袭，王孙宝圭诗离班织金青罗衣二袭、红罗衣二袭、红、绿文绮衣各二袭、绮段六匹、银一百五十两，副使头目、通事等赐钞及罗绮衣段有差，并赐养象军士百五十人衣服。

有时会提及象夫跟随大象一起进贡给皇帝。明朝在云南的一些部落盟友曾经有人在明军中担任象夫，这是一种荣誉；但如果是中国的官员，就是被贬为象夫。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象夫的地位很低。这些档案中隐约可以见到象夫的身影。

明朝军队在云南的战场上经常要面对战象。这些战象由被称为“土匪”的人掌握；他们是夷族，大致等同于印度的“森林民族”。我们不应该将明朝记录中有关“土匪”的贬低言论看作事实。例如，百夷的叛乱者思伦发组建了一支估计有30万人和超过100头大象的军队；这是一支庞大的军队。毫无疑问，这个描述有些夸张，但这恰与对土匪的贬低记载形成强烈反差。在类似情况下，明朝时期云南的叛军由当地政权组织，一如同时代东南亚那些使用大象的进行印度化的王国。我们可以将其视作战象向东亚扩展的最远地区。

在一次战役里，一支由3万人组成的明军骑兵对阵由1万人和众多大象组成的百夷军队。后者有30头大象作为先头部队。他们的首领骑着大象，就像吴哥窟浮雕中苏耶跋摩二世军队中的将领那样。明军用某种机械装置开枪射箭施加拦截，抵挡住了敌人的大象。每头大象都披有盔甲，背上载着一个象轿；两边挂着竹筒，里边装有短矛。明军成功杀死了超过一半的大象，还活捉了37头。明军奉命对残留的叛乱分子开出投降条件：支付战争费用，进贡500头大象、3万头水牛和300名象夫。最后，在驯象护卫的管理下，建立了饲养大象的官方庄园，同时遣返所有的百夷驯象师，而且在占城驯象师的帮助下将捕获的大象运送到京师。《明实录》中解释说：“先是，置驯象卫，使专捕象。及西平侯沐英破百夷，获其人，亦送本卫役之，至是始罢遣。”在明朝的资料中，这是与中国人训练大象以供自用最为接近的记载。重要的是，他们不得不依赖云南夷族和来自占城的象夫。大约同一时期，进行印度化的王国柬埔寨派遣使团进贡28头大象、34名驯象师和45名奴隶；而不属于进行印度化的王国的安南则进贡了4头大象和3名驯象师。

因此，中国的皇帝似乎一直很乐意接受大象。毫无疑问这是为了宣示炫耀，同时也可能是希望在能驾驭大象的象夫的陪伴下骑乘出行。但是，他们只是短暂且偶然地捕捉并训练大象，然后也仅仅是为了与使用大象的“土匪”作战。中国的皇帝乐于收到象牙贡品。显然，到明朝时，中国的象牙和野象的来源基本上都局限于云南和东南亚诸王国。

这些明朝的资料清楚地表明，从东南亚进行印度化的王国和印度的王国在战场上全面使用大象的时代开始，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的边界就是战象制度传播的极限；即使中国人在战场上直接经历了同大象作战，战象制度也未逾越此边界。即使大象几乎遍布中国，中国的君王在战场上也没有选择使用战象。

这么多的非印度民族都曾经采纳了战象，包括希腊化时代的波斯人、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迦太基人，罗马人，伽色尼人，突厥人，以及一些东南亚民族，为何中国人不这样做？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印度产生差异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