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中的军队和现实中的军队（2）

从史诗时代的故事开始，接下来的浮雕展示柬埔寨国王及其军队的形象，位于南廊左边。首先，可以看到国王苏耶跋摩二世坐于王座之上，身边簇拥着的是他的官员和侍从；一块高棉语的铭文写道，“至高无上的陛下，帕腊玛毗湿奴居于希瓦帕达山之上，指挥着军队下山。”再往右，可看到军队在平原上行进；他们主要是由持矛的步兵、坐在象轿中的贵族——由坐在象颈的驭象人陪同——组成。这些都是王国的重要人物，置于其上的华盖显示出他们的显赫地位；而这种长柄华盖由地面上的侍从擎着。此外，借助简短的高棉语铭文可知，他们都是拥有头衔名姓的特殊人物。其中许多人都是特定辖区的统治者，拥有诸如伐罗辛哈跋摩和檀那阇耶这样的梵语名字。乘象人端坐于象轿内，一只脚在里边而另一只则在外边。这让人想起《摩诃婆罗多》中有关舞蹈的描述和诗歌的比喻，即战士们“仿佛像跳舞那样”走向战场。从王冠可以看出，国王骑乘在位于军队中央的大象身上，而他的大象头上也有着类似的装饰；根据铭文，国王的祭司走在他的前面。先锋部队则由一位巴满带领；这是一个非梵文名字，意为“猎人”，而他的随从则被称为暹罗人。正如他们首领的名字暗示的那样，这些人是森林民族；他们与高棉战士的区别在于发型不同且队列混乱。他们看起来是在寻找穿越森林的路线。军队只有几匹马而没有战车。下一块也是最后一块浮雕在南廊右边，展现的是死神阎摩对死人的审判。

尽管持不同的观点，但柯立芝·威尔斯和雅克-赫尔格劳奇一致认为：虽然天神和恶魔的军队以及史诗中的英雄在战斗中使用战车，但历史上高棉军队却并不使用战车，而且马匹也少有，骑兵亦可忽略不计。在印度，战车约在公元1世纪的贵霜时代便已从战场上消失；它们被保留在史诗的文学创作和艺术形象中，但在形式上越来越不像过去战场上的战车了——四轮战车取代了两轮战车。因此，和吴哥王朝的情况一样，四军的观念是一种附着于印度过往传奇中的理想化的军队。与柬埔寨未出现战车相一致的是，记载柬埔寨历代国王的梵语铭文既未提到战车，也未称呼国王为伟大的战车武士，尽管这些梵语铭文通常会将国王比作史诗中的英雄以赞扬他们尚武的品质。

我认为，伟大的战车武士理想无声无息地消失还产生了另一种影响。从有关《摩诃婆罗多》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由于战车武士理想的卓越地位，大象往往与东方人、蛮族和森林民族之间存在关联；它们被地位低微的大象战士所骑乘，只是偶尔才被国王骑乘。以吴哥窟浮雕上苏耶跋摩的军队为例，根据华盖和其他暗示地位的信息以及简短的高棉语标示铭文判断，很明显王国之中的个别贵族是全副武装的大象战士。在印度，中亚式的骑兵崛起造成战车从战场上消失，而这使得战象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在东南亚，环境条件让战车的应用变得不切实际，而出身高贵的人能够获取大量的大象。我们在吴哥窟、巴戎寺和班台奇马寺的浮雕场景上，并没有发现普通战士骑乘于大象肩上的情况。

雅克-赫尔格劳奇倾向于将印度的实际影响降到最低，并且严格区分柬埔寨王国的印度化形象和其军队的实际情况。他的著作纠正了人们的观念。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柬埔寨军队使用的武器是兼容并蓄的，绝不是完全印度化的，如高棉人使用的可追溯到史前时代的战斧，以及独特的中式双弩；这两者都与战象有关。雅克-赫尔格劳奇对象夫和驭钩的分析更具价值，但却默认两者起源于印度，而这违背了他对印度影响程度的怀疑。象夫坐在象颈上，盘腿或是将腿放在任意一侧，通常还会手持一个防身用的盾牌，而且总是拿着驭钩。吴哥窟浮雕中的象夫都有统一的发型样式，而巴戎寺和班台奇马寺的则多种多样——其中一些与占婆族有关。实际上，在不同时期，占婆族与高棉的国王或敌或友；他们也热衷使用战象，似乎也被认为是非常优秀的象夫，曾被高棉军队雇用。

那么，印度的战象制度如何在这些进行印度化的王国中传播呢？

我们已看到，关于希腊化王国中的印度战象，书面证据源自亚历山大的史学家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著述。印度的文献资料富含描述战争的诗歌和有关大象管理的散文，但有关当时战争的记述却很贫乏。然而，我们可以从现有的资料确定，战象制度及相关的使用知识主要在国王之间进行传播，包括王室礼物交换、战场捕获、榨取贡赋以及类似的方式。最明显的例子是，旃陀罗笈多·孔雀用500头大象向塞琉古交换了东方辖区庞大领土；虽然其中未看到有关驭象人、象夫和驭钩的描述，但从后来的情况我们可以了解，象夫也是这笔交易的一部分，因为在后来的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及其后继者被称为“印度人”，在雕塑中也确实拿着印度式的双尖驭钩。

东南亚王国的战象习俗与印度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关联？很可能不是。虽然托勒密人和迦太基人在战象问题上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为他们可以获得野生的非洲森林象，但是塞琉古人在采用战象制度时，并未拥有野象、大象森林或在其王国内熟悉野象的森林民族。另一方面，东南亚的国王们拥有众多的野生大象、森林和部落民族，因此他们本可以自发地再次发明战象。一些情况显示了其中的原因。第一，东南亚和印度之间存在着长期的贸易往来；第二，罗马、印度、东南亚和中国之间兴起奢侈品贸易，而这种贸易首次出现时很可能加快了柬埔寨南部和越南地区新兴王国的出现；第三，这些王国吸收了印度的书写体系、宗教和王权制度。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战象在新兴王国中的出现不可能不受印度模式的影响。在此发现的驭钩就是一个确切标志。就所有这些方面而言，东南亚的王国与南印度和斯里兰卡的王国相似，而与印度以西使用战象的民族不同。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传播到东南亚的是印度的猎象师、驯象师、驭象师和医师所掌握的知识，而不是大象本身；我们还可以推测，这些知识的传播途径是国王之间的交易——战象制度同样如此传播至其他国家。历史学家对印度模式传入东南亚的途径存有众多争论，但令人惊讶的是，大家从未讨论过上述这些机制。很久以前，人们就提出了印度入侵这一观点，但遭到质疑。贸易，尤其是国际奢侈品贸易，无疑是其中的一种途径。来自印度婆罗门的直接“印度化”一直最为人接受，但东南亚的国王和印度的国王之间的外交关系与其他往来并未被列入讨论。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相反，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有大量证据表明东南亚的国王与中国之间存在外交关系和军事往来。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早期唯一记载了扶南王国出现来自印度的王室使节的资料，便出自当时在场的中国使节之手。显然，即便偶有间断，东南亚的王国和印度的王国之间也一直存在这种联系。在如此有利且可接受的条件下，移植战象制度并不费事。这将是那种把战象带到南印度和斯里兰卡的相同过程的又一个例子。

还有其他可能性吗？东南亚拥有大量的野生大象和熟悉它们的森林民族。掸族及其语言相近的民族在历史上似乎特别擅长驯养大象，其他几个族群也是如此。但是，考古记录显示，世界上任何地方在王权制度兴起前，均未出现捕获并训练大象的情况；而在东南亚，这种驯化与早期的各王国之间存在着确切的联系。这些王国采用印度模式，普遍存在着战象，以及尖端分叉的印度式驭钩，这些都无不证明着，战象制度不可能是被二次发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