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印度史诗（1）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东南亚极受欢迎，这使得源自印度的王权思想得以维系。印度的史诗在东南亚鲜活地存在着，并成为众多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创造性改编和表演的题材。简单概述这一情况，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出印度王权诗歌对东南亚王权实践的影响程度。我会将讨论限定在东南亚的史诗这种文学表达形式上，首先是铭文中的内容，然后是公开朗诵的文本。

柬埔寨的梵语铭文借鉴了印度史诗和《往世书》中的形式，与印度的铭文十分类似。其中，大部分是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向宗教机构捐赠的记录，而且开篇都是对众神的祈祷和对执政君王的颂扬。文章会赞颂君主的英雄气质，认为他可以与诸神和过去的英雄相媲美。因此，在公元952至961年左右的一块铭文上，国王因陀罗跋摩被描绘为“战斗中的阿周那”，而在另一块铭文中，敌人瞻波王被比作罗摩的对手罗波那。还有一位同样名为因陀罗跋摩的先代君王，他从公元44年便开始执政，据说已征服了因陀罗守卫的四方；而阿周那只征服了一个地区——北方，此时他的兄长坚战正在举行加冕典礼。在另一篇铭文中，诗人将一位国王与毗湿奴、罗摩相提并论，毗湿奴在“众鸟之王”迦楼罗的帮助下杀死了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可能是魔鬼波那］；罗摩在猴王须羯哩婆的帮助下杀死了罗波那；而高棉国王则单枪匹马，在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用武器杀死了一个出身高贵的敌人。

大象经常出现在这些颂词中，也会偶尔出现在宗教机构礼物清单的铭文上。比如，公元881年一篇关于因陀罗跋摩的铭文上记载，伴有随员的大象是礼物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另一篇可以追溯到676年的关于阇耶跋摩五世的铭文中，它的高棉语部分提到了国王的大象首领的礼物，还提到了国王阇耶跋摩三世曾来到村庄附近的森林捕获过一头大象。同我们在《摩诃婆罗多》中看到的情况一致，大象是稀有且最高级的王室礼物，而且它们主要用于战争。回到关于第一位因陀罗跋摩国王的描述，我们读到这样的句子：“他的士兵、战象和骑兵聚集在一个地方陪同着他，如同天兵渴望战斗一般，他也渴望征服敌人。”这表明，国王的军队为结构庞大的四军，战象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就像史诗和《政事论》中描述的那样。

然而，铭文是处于独特位置的独特文本，它们用梵文书写，意味着只有少数学过这种语言的人才能读懂。在一些寺庙中，这些史诗每天都被诵读，懂得梵语的人还会对其深入研究，但这种诵读和研究对社会的影响却很小。不过，正是因为梵语的影响范围狭隘，为印度史诗通过东南亚语言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力和社会传播力提供了一种基础。印度史诗和梵语铭文使用的婆罗米文字成为东南亚文学创作的媒介，而印度史诗则提供了最早且最为人熟知的创作主题。

爪哇文学就是一个突出的实例。卡维语是一种高度凝练且规格崇高的古爪哇语，语句中充斥着梵语外来词汇。卡维语文学拥有庞大的史诗作品，被称为“卡嘉文”诗歌。这些诗歌以精致的梵语宫廷诗歌韵律书写，包含诸如“春天的珠宝”、“老虎游戏”等意象。柬埔寨和印度的梵语铭文都以相同的韵律书写，但这里使用的却是完全无关的一种语言。例如《罗摩衍那》的宫廷诗歌版本《卡嘉文·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宫廷诗歌版本《卡嘉文·婆罗多战争》；还有更多的例子，如《卡嘉文·阿周那的婚姻》、《卡嘉文·阿周那的征服》。在此类文学中，阿周那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他被认为是品德高尚和英雄主义的典范。

《卡嘉文·婆罗多战争》成书于1157年，是一部拥有约700节的诗歌。它对《摩诃婆罗多》这部伟大的史诗进行了再创作。同时，诗歌中反复提及四军，使用了梵语中表示马、战车和大象的外来词汇。而作战阵形和破解阵形也是再创作时的重要部分。

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人接管了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据点。当时担任爪哇岛总督的是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他在懂爪哇语的学者的帮助下，第一次用英语对这部作品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描述，包括整个作品的翻译和转述。该文献令人惊奇之处在于，诗歌中出现的城市和国家与爪哇岛、马都拉岛上的城市和国家相一致。因此，这个印度故事中描述的情境与听众熟悉的地理环境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原本发生在印度的故事被印度尼西亚化了。“人们深深地相信诗歌中的故事发生在爪哇”，这给莱佛士留下深刻印象。另一方面，人们认为《罗摩衍那》的故事没有发生在爪哇，但爪哇却有哈奴曼的行迹。罗波那死后，哈奴曼便逃往爪哇岛，到一座名为坎达利·萨达的小山上避难。在《罗摩衍那》中，哈奴曼苦修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周围的居民还有这样一种迷信说法——他们从不在小山附近表演《罗摩衍那》的故事，以免哈奴曼用石头砸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