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化的国家、印度化王国、进行印度化的王国

印度的战象制度当时向西扩展到没有野象的国家。在这些新领土上，使用战象作战意味着要从印度引进驯化的大象，或者使用印度的技术来捕获和训练北非的大象。这个过程始于阿契美尼德时期，约为公元前500年。当时，印度部分地区被波斯统治，使用战象也成为北印度国王们的普遍理念。随着亚历山大的到来，战象制度在印度西部迅速扩展，并在小亚细亚和北非停止使用战象后长期延续，这得益于伊朗的萨珊王朝和中亚的伽色尼王朝。这就是阿尔曼迪记载的发展过程。

但是，在印度之外，历史上还有其他曾使用战象的地区——东南亚。阿尔曼迪仅了解东南亚使用战象的最后阶段，因为直到阿尔曼迪之后，也就是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统治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之后，欧洲人才开始研究印度化王国的早期历史。斯卡拉德的研究局限于希腊和罗马世界。现在是时候将东南亚纳入战象的历史了，特别是因为该地区具有比较的可行性；随后再考虑中国，因为中国确定了战象的东方边界。

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东南亚，特别是拥有大量野生大象的中南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试图补全战象的历史。不过，尽管东南亚在野生大象数量上占有自然优势，但这里开始捕捉并训练大象作战的时间比印度以西地区晚很多，并且出现在印度发明战象制度的数个世纪之后。起步晚这一信息非常重要。在东南亚长达千年的青铜时代，战象完全不存在。但大约在公元1世纪，王国一经出现，战象也随之而来。这也支持了我的观点：战象制度与王权紧密相连，并且正是在王权的影响下产生的。战象在东南亚的出现正好与王国的崛起处于同一时期，而且仅见于王国中。

另外，东南亚使用战象的王国都采用了印度的王权模式，受这些国家影响的临近王国也同样如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东南亚民族并没有自发地再次发明战象；相反，有关战象的观念和技术来自印度。这促使我必须探讨“印度化国家”这个棘手的问题。考虑到我的研究涉及战象源于印度的论点，“印度化国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争议性话题。

研究东南亚的历史学者会谈论“印度化国家”这个概念。该词源于乔治·科德斯，出现在他有关此概念的历史著作《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的英文版书名中。迈克尔·维克利对科德斯的著作做了全面而详尽的评论，还提醒我们，该书法语原版使用的书名是《印度教化的国家》。法语原版的书名强调了该现象的宗教特性，但在翻译过程中被世俗化了。科德斯是研究东南亚早期王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他通过解读柬埔寨的梵语铭文重构了这些国家的历史。依据这些梵语铭文，我们得到了这些国家可靠的年表和王朝更替信息。他的书综述了自己以及其他学者有关重塑东南亚早期历史的研究成果，在该领域具有重要的权威地位。

印度化国家的范畴往往是一个王国，并且具有明确的特征：他们的国王会采用梵文名字，信仰来自印度的宗教；纪念性的砖石建筑采用印度式风格，属于佛教或印度教信仰；铭文采用印度的婆罗米文字书写，而华丽的宫廷诗歌则用梵文书写，被称为“美文体”，用来赞颂国王的事迹和记载授予印度教神庙和佛教寺院的土地情况。

实际上，印度婆罗米文字的变体为东南亚语言提供了书写形式，并通过这些王国在东南亚传播了印度的文学体裁和雕塑、舞蹈形式；其中，以《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为代表的作品至今在东南亚都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关印度王权的诗歌仍然鲜活地留存于受到印度史诗熏陶的东南亚各国，无论是梵文版还是用东南亚语言的新版。王权制度中更为技术的方面可见于《政事论》，更可见于后来的文献，比如加曼达格论述王权的作品《处世精要》。最重要的是，这类王国出现了战象及其所属的印度式结构：四军、作战阵形和作为国王坐骑的大象。

总之，这就是所谓的印度化国家。为了理解这种历史形态，梵语学习和基于梵语的东方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构建出可靠的东南亚早期王国编年史。这种解读工作主要发生在殖民统治时期的法属印度支那、荷属印度尼西亚以及部分英属缅甸、马来亚、新加坡和爪哇。殖民统治为欧洲的东方学研究提供了条件，使得东南亚的历史可以被真实、清晰地构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法国著名的梵语学者西尔万·列维以“印度文明”为题目记述了东南亚的印度文化。他将印度文化作为一个先例，试图证明法国文化同样可以用来教化当地。

这项学术成果至少在历史知识的“框架”层面获得了永久性的收益。这项研究为我们提出了“印度化国家”的概念，让我们获得了大事记年、王朝更替和建筑风格演化的宝贵框架。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摆脱殖民统治，建立起国际通行的政权形式——民族国家，因此这项学术研究包含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历史解读就不再站得住脚。这就需要对古代历史做出新的解读。这些解读针对“印度化国家”这一范式，认为“印度化国家”概念将东南亚社会看作是印度化的客体，仿佛在一张白板上写字，是完全的被动接受者，或者是接受外来文明教化的野蛮人。去殖民化时代的重新解读更强调东南亚的本土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影响了东南亚王国接受印度文明元素的方式，也让东南亚人在创建自己王国的过程中发挥了能动作用。本土主义和能动性作为一种新的关注方向，印度化的力量和“厚度”在新一代历史著作中被逐渐弱化。在极端情况下，印度化被弱化成附着于本土文化根基上的“装饰”。在迈克尔·维克瑞论述柬埔寨早期国家的专题研究中，阅读王室铭文中涉及高棉的内容可以了解非精英阶层及其文化；另一些学者侧重研究精英阶层，将印度化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是本土观念选择了印度文化中的某些部分来装饰自身。

“装饰说”是对“白板说”的反证，是对本土主义的适度发展。维克多·利伯曼就此问题已经给出了最好的历史学分析。他区分出两种理论进路——“外因论”和“内生论”，前者强调是外部主体潜在引发了东南亚的变化，后者更强调是东南亚的主体自发催生了变化。他表明，目前受欢迎的内生论史观，包括本土主义，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并不符合史实：这种观念倾向于假定在印度化装饰的表象下，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东南亚文化。他提出了一条更关注过程的中间道路。利伯曼的分析极其冗长而细致，如果我们将其简单概括，他强调的是东南亚各国在应对外部变化和本土动态时会持续地迈向整合。

为了更好地表达研究对象的过程性质，我借鉴了利伯曼的研究，重新定义了研究概念。

很明显，我们正在讨论的“印度化国家”专指采用了印度王权模式的王国，而不是所有类型的国家。在标准的表述中，“王国”应该代替“国家”一词；因为“王国”一词更具体，不会给人留下任何一种国家都能推行印度化的印象。这也提醒我们，“印度化”的核心不仅是印度的宗教，还包括印度的王权模式。当然，在谈到战象时，这种表述也更恰当，因为战象正是在王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而，准确的术语应该是“印度化王国”而不是“印度化国家”。但是，这一概念的批评者极为恰当地指出，推动印度化的主要力量来自东南亚的国王，而不是或不仅仅是传播宗教和王权的印度本身。我认为，这种自发进行印度化的现象和过程，可以通过改变原有概念的定语得到更好的表达，也就是将“印度化王国”改为“进行印度化的王国”。这就是我随后将要用到的术语。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半岛和斯里兰卡在采用印度王权模式以及相关宗教方面具有相似性，印度半岛与东南亚之间也存在同样的相似性。更具体地说，在东南亚内部，战象制度传播过程与其在南亚内部的传播过程非常相似。这一过程与战象制度在印度以西缺乏大象的王国，即斯卡拉德书中所记述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的传播过程则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