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与中国（2）

如何解释大象在中国的退却？文焕然认为，气候是首要因素，人类活动也强化了该趋势，包括毁林耕种和猎取象牙。根据文焕然的观点，亚洲象进化出了一种特性，它们对周围环境的变化特别敏感；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体形庞大，对食物和水有着巨大的需求，但是大象的生殖循环很慢，并且不耐寒冷。大象的外形极为特殊，它拥有长鼻子、特殊的牙齿结构。同时，大象对温度、阳光、水、食物的要求较高，其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却相对较低。依据文焕然的研究，虽然可能存在短暂的逆转期，但是在过去七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气候变化的总体趋势是从较温暖变为寒冷。

这种气候变迁模式符合野生大象生活范围的最北值逐渐南移的趋势。在这个总体南移的大趋势中，最北值有时会因为一些微小的逆转而出现波动。从相当长时间跨度的自然史角度看，文焕然将大象在中国退却的首要原因归结为气候变化。然而，人类活动的重要程度仅次于气候变化，生态破坏导致大象现在处于濒危状态。文焕然认为，有史记载以来，无节制的捕捉和猎杀对大象来说是致命的灾难。

伊懋可认同这一观点，同时也认同野生大象在环境史中的特殊地位相当于“矿工的金丝雀”。在其著作开篇，伊懋可就转载了文焕然绘制的地图。同时，除了对气候变化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伊懋可更关注人类造成的环境破坏。因此，文焕然的研究指向自然史，伊懋可则更倾向于人类史。

伊懋可聚焦于森林破坏和耕地扩张。他通过丰富的中文资料，极其详细地追溯了森林破坏和耕地扩张的历史情况。他分析认为，人类对大象发动了长达三千年的战争，而大象是这场战争的失败者。在中国古典文明中，周朝文化中就存在着“普遍针对野生动物的战争”。这种观点过分吗？查尔斯·桑夫特分析了从秦朝至西汉的法律，其中便有季节性地限制捕捉野生动物、禁止猎杀处于生长期的动物、在休耕期允许捕猎行为的记载。捕捉小马驹、幼兽和孕期中的动物，捕食蛋卵，破坏鱼鸟巢穴，砍伐树木，通过放火焚烧草地进行捕猎，这些行为都被禁止。虽然伊懋可清晰地指出，这些管控措施未能有效防止自然被破坏，但是查尔斯·桑夫特认为，它们显示了保护自然的意图。这一发现修正了伊懋可的观点——这场“战争”是人类尤其是王室蓄意为之。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伊懋可的总体观点——人类活动对环境产生了影响。

在伊懋可的论述中，大象可以充当自然环境总体恶化程度的晴雨表。他从一开始就强调要认清大象退却的事实。大象是伊懋可整个研究主题的首要对象：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华文明面前处于衰落的状态。该书将大象的退却作为论据，进而论证了：人类及其活动造成了中国野生动物普遍面临生存困境，大象是其中的典型性物种。与大象的战争分为三条战线：第一，砍伐森林用于耕种；第二，消灭或捕捉大象以保护农民的庄稼；第三，狩猎大象以获得象牙和象肉、从事战争、参与运输以及举行典礼仪式。就我阅读的涉及中国君王与大象关系的证据资料看，使用大象作战的情况非常少见，似乎只在非汉族群体中有此案例。与印度成熟的战象文化不同，战象从未在中国成为一种习俗。

伊懋可查阅了中国历史、哲学、文学和宗教领域中涉及环境的丰富资料，在其著作中用三个章节来论述这些史料中蕴含的自然观点和原始环保主义的态度。他的结论是，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卷帙浩繁的文献记载中，有关环境史的信息资料非常庞大，但其中对自然的敬畏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保护作用。这是一个重要且影响广泛的观点，值得详细引用：

最后，本书概述的价值与观念史显露出一个问题，不仅影响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而且影响我们对中国环境史的理解。前文考察和翻译的宗教、哲学、文学和历史资料，一直都是我们描述、观察甚至产生灵感的丰富源泉。但是那些主导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彼此之间常常相互矛盾，对于中国的环境实际发生的情况似乎没有多少解释力。个别案例确实可以解释得通，例如：佛教有助于保护寺院周围的树木；执法带来的神秘性笼罩着清皇陵，使周围环境丝毫没有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从总体来看，解释不通的情况更多。撇开一些细节不谈，似乎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人为环境是由中国人特有的信仰经过三千多年的长期发展和维持所形成的。或者说，中国在自然世界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与权力、利益追求造成的巨大影响，以及在二者互动中产生的技术，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因此，特有的信仰和观念对中国环境史的影响微乎其微。伊懋可有力地证明了，环境变迁的真正动力是人们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而这一观点对研究印度的历史学者来说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历史学者参阅的文献资料大多是由宗教学者著述的。也就是说，如伊懋可的书中所述，把中国的土地使用模式同法国或者书中所说的印度模式相比较，中国的模式看起来就不仅仅在单纯地追求权力和利益。如何根据各种需求分配土地似乎才是根本性的选择或优先考虑的因素；我称其为土地伦理，它本身是一种占据主导的观念，尽管文献中可能呈现出相反的观点。

我认为，中国和印度在土地伦理问题上最显著的差异并不是在文学、哲学或宗教观念上，而是在君王与大象的关系上。具体说来，印度诸王国和东南亚进行印度化的各王国都会捕捉野象，训练它们作战，然而使用大象作战的制度却从未扎根于中国。实际情况是，虽然中国的君王曾经接触过运用大象的战争，但是他们拒绝将其作为战争手段。就此问题对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需要考察诸多差异；例如，中国的种植农业极度依赖大量劳动力，而印度的农业则依赖于家养驯化动物和放牧畜牧动物。我们可以用战象的历史进一步解释中印之间的不同：一方面，大象在中国大规模地退却；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印度和东南亚的野象尽管也在大规模地退却，但却留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