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一天（2）

然而，那个星期一的早上，伊莎贝尔并不像她偶尔表现出来的那样令人宽慰。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她坐在我的大腿上，任我把头埋在她的脖子里哭泣。每天早上8点半到9点之间，在米娅开始上课、伊莎贝尔的课还没有开始时，我们都要消磨30分钟的时间。我坐在地板上，听着其他家长欢快地彼此打着招呼，交换着关于假期的看法，仿佛他们在这世上就没有任何痛苦似的。但我们的假期糟透了，完全被癌症给毁了。那一刻，日常的声音已经超出了我能承受的极限。在那个小小的角落里，我努力掩饰着自己在啜泣，把伊莎贝尔抱得更紧了。这一次，没有任何的问题或其他言语，没有“妈咪，你为什么要哭呀”或是“妈咪，一切都会没事的”。相反，她只是坐在那里紧盯着墙上的某个点，用眼神告诉我，她正在看着某个我无法跟着去的地方，注视着某个我无法看到的东西。她那个眼神吓坏了我，因为我知道，她明白转移性疾病正在恶化。

我们即将分开时，她要进教室了，不再沉默了。我还在哭个不停，心里惦念着未来即将错过的所有接送活动。我沉浸在势不可挡的“一切皆徒劳”的感觉中。我觉得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会因为这个病必死无疑。一切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也许过不了多久，这个小女孩就会失去最爱她的那个人。此时此刻，她正在为了让我留下而努力：“别走，妈咪！别走！”她恳求道。我需要其中一位助教强行把她从我的怀里拉走，才能跑着离开教室。我的耳边回响着她的哭声，我都不敢回头看上一眼。

离开学校时，我祈祷众神能够给我一个预兆，预示我与病魔抗争的努力不会是徒劳的，预示即将到来的痛苦不会彻底让我窒息，预示我还能从生活中获得些许不曾被玷污的快乐，预示我还能在所有扰人思绪的疑问中找到某些平和。当我开始乞求众神时，我就知道自己其实已经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我准备花上二十分钟的时间，从法院街步行前往乔氏超市，赶在下一次治疗前飞快地去一趟杂货店。就在这时，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正心烦意乱的我尴尬地转过身去，看到一个陌生女子朝我走了过来。

“我们是来帮忙的。”她说，“请告诉我，哪里需要帮忙。”

更让我尴尬的是，我竟然没能认出这个女人—由于视力不好，面部识别从来就不是我的强项。原来她是伊莎贝尔一个同学的母亲。她和其他人都知道我的情况。班上的家长想要帮忙，这让我非常感动。我告诉她，眼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过我一直都有留意所有人的提议，因为总有一天，我会需要尽可能多的帮助。我哭了，惹得她也掉了眼泪。我们站在宽敞的人行横道中间拥抱了彼此。难道这就是神明给我的预示吗？

买完菜，我拖着东西坐上了沿着大西洋大道行驶的B63路大巴。我往胸口抹了些利多卡因乳膏，盖住身上的输药口，为一个小时后将要扎入的巨大针头做好了准备，然后跳上了开往纽约大学癌症中心的地铁。我向东走在第三十四大街上，正闷闷不乐地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迎面走来一个50多岁的黑发女子。她身材娇小却十分圆润，手里递过来一张纸。太好了。这又是什么？我以为她是来向我要钱的。这个女人不太会说英语，但还是设法向我表达了她需要人指路，并把那张纸条递给了我。上面写着纽约大学癌症中心的方位。多讽刺啊。

“我也要去那里。跟着我走就行了。”我答道。说来也怪，想到自己不是唯一要前往那个可怕地方的人，我竟然振作了起来。

“你得的是什么癌？”我问。你能想象吗？到了这个时候我还如此多管闲事，竟能对一个陌生人问出大部分人永远都不会问的个人问题。她指了指自己的胸部。

“我得的是结肠癌。”我告诉她，并指了指自己的下腹部。

根据她一脸困惑的表情，我不太确信她完全理解了我的话，于是又开口问：“你会说西班牙语吗？”万一我能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和她更好地交流呢？

她摇了摇头。

“你来自哪里？”我问道，小心翼翼地把每个字都念得清清楚楚。

“孟加拉国。”她回答。

好吧，这就真的奇怪了。即便是在纽约这么一座多元化的城市里，你能碰到几个来自孟加拉国的人？在纽约住了这么多年，我记得自己只遇到过一个孟加拉国的人。更重要的是，孟加拉国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法学院大一结束后的那个夏天，我曾在孟加拉国待过十个星期，在当地一家非政府人权组织实习。那十周的体验是我此生充实、深刻的经历之一。生活在极端的高温与季风环境中，我目睹了此前无法想象的贫穷与文化错位，看着年轻的妓女居住在脏乱的环境中，妇女被恶语相向的丈夫泼硫酸后鼻子被烧，生活中充满了不适。不过在那段日子里，我也有了自知之明，为自己能够忍受这样的生活甚至是在不适中茁壮成长感到骄傲。身处郁郁葱葱、未曾被破坏的乡间，我在无与伦比的美丽与富饶、无比善良坚韧的人民身上看到了奇迹与感恩之心。

望着这个选择找我来问路的孟加拉国女人，我对孟加拉国的所有印象—丑陋与美丽、痛苦与欢愉、贫穷与慷慨并存—全都涌上了心头。我的抗癌之路和孟加拉国之旅并没有太大的分别，其中也充斥着丑陋与美丽、痛苦与欢愉、贫穷与慷慨。我怎能不去想，这个孟加拉国女人在我生命中的短暂到访并非偶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