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一天（1）

2002年，从法学院毕业之后，我去了佳利律师事务所工作。这是一家杰出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当时被称为“华尔街律师事务所”，是那种能够代表美国大型蓝筹公司和投资银行，参与数百万、数十亿的公司交易与诉讼的律师事务所，经常登上《华尔街日报》的头条。许多知名学府法学院的毕业生都会在大型律师事务所中工作几年来支付助学贷款，在着手从事其他行业之前—比如自雇，或是在政府、非营利机构、小公司工作，抑或是在企业担任法律顾问—积攒一些经验。很少有人拥有足够的毅力、欲望和才华，能够真正在声名显赫的传统合伙律师事务所中争得一个令人垂涎的位置。

我在佳利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时间比想象中的长，被确诊癌症时仍旧在岗。由于确实缺乏成为合伙人的毅力与天赋，我并没有走上合伙人的道路。在佳利这样的地方，我经过多年的辛苦工作、通宵熬夜，顶着身为助理的巨大压力，终于得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职位。在某种程度上，它十分适合我这种养育子女的母亲。但是，紧接着，癌症就对我发起了进攻。

从被确诊之日起，我就不再工作了。对我而言，如今的生活每天都有所不同，比在律师事务所时还要丰富多彩。除了每天早上准备好送两个女儿去上学，每晚安排她们上床睡觉，我没有固定的日程安排。在此期间，我会做饭、打扫、写作、阅读、研究、与癌症患者或非癌症患者朋友们聊天、看电视，偶尔还会与人闲逛、支付账单、为结肠癌研究筹集资金，还会盯着天花板发呆。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所有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我的光阴是那么的有限，这个念头非常可怕。

我要赞赏那些身患癌症四期却还在工作的人，尤其是那些膝下还有年幼子女的人。我知道放弃工作通常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我还是非常钦佩他们的能力。在兼顾工作的同时，他们还要应对患上癌症后身心俱疲的生活。

2015年1月初的一个星期一，令人警醒的预后言犹在耳，令人心痛，我在破晓之前气鼓鼓地醒了过来。很多疑惑一直在困扰着我，我应不应该试试大麻油？应不应该添加或是删除某种补充剂？应不应该彻底改看另外一个肿瘤医生—某个研究结肠癌的专家，某个在受人尊敬的MSK癌症中心工作的医生？我是否应该不顾肿瘤医生和肺部肿瘤委员会的意见，更加激进地奔赴德国接受激光手术？那天早晨，不知什么缘故，焦虑压倒了一切。

我的小女儿、3岁的伊莎贝尔醒来时好像也心绪不佳。外面的黑暗似乎正呼应了我们内心的黑暗。冬日的星期一的早晨，送两个孩子出门是件格外痛苦的事情，明知道就快迟到了，却还得设法在学前班和幼儿园允许的迟到范围内把她们送到，那个星期一的早晨格外痛苦。伊莎贝尔拒绝配合，还格外黏人，这对我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当她变得异常黏人时，我总觉得她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以为她能感觉到癌细胞正在我的体内滋长。去年12月，在那份令人心烦的癌胚抗原报告和该死的扫描结果出来的前几周，她就是这个样子。

我不停地告诉乔希，伊莎贝尔能够感觉到转移性疾病正在我的体内滋长。他却说我荒谬，因为这种行为可以归因于任何事情。当然，我是对的。

我一直觉得米娅是个拥有惊人美貌与智慧的孩子，能够凭借迷人的脸庞和优雅的气质让人回头。事实的确如此。在博物馆里，当她指着中世纪画作中的动物宣称“这是独角鲸，是大海里的独角兽”时，会令人大吃一惊。虽然我担心米娅有一天会和内心与生俱来的不安作斗争，但她在美食方面是个颇具冒险精神的人。我猜她会追随我的脚步，学习多种语言，旅行的足迹会远及世界各地。

但伊莎贝尔拥有不屈的灵魂，是个拥有非凡直觉力的孩子，对人类和人生的理解拥有超越年龄的早熟。她刚满两岁半后的某个早上，我推着她的婴儿车走进电梯。她突然莫名其妙地问我：“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呀，妈妈？”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因为我从未想过这种问题会从一个两岁半孩子的嘴里说出来。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前后，米娅变得格外难以相处—难到让我以为自己已经陷入了传说中母亲和青春期女儿之间那种失控的斗争之中。我的母亲与我都不曾这样吵过架。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被米娅气到崩溃，气急败坏地对她大吼大叫起来，命令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她脸上挂着泪珠跑开了，尖叫声中还掺杂着用力砸门的声音。坐在沙发上，我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谴责自己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母亲。乔希让我回到我们的房间去，这样伊莎贝尔就不必看到我如此难过—他觉得我哭泣的样子会吓坏她。“妈妈现在真的很累。她就哭上一小会儿，然后就没事了。”

患病期间，孩子们目睹了我的情感爆发—哭泣、尖叫、怒火。我相信许多儿童心理学家都认为，我和乔希应该向孩子隐藏自己的情感，隐瞒事情的真相，因为她们都是应该被保护的脆弱花朵。我和乔希就不同意这种看法，不认为应该对孩子有所隐瞒。她们不是在重压下就会枯萎的脆弱花朵；相反，这两个聪明过人的小姑娘具有极强的理解力。人生中等待她们的每一个艰难的现实都会让她们变得愈发坚强。坚实的亲情基础能让从小就面对困难的她们变得坚韧。基于我自己的人生，我知道这是真的。

当我躺在床上哭泣时，米娅通常都会躲得远远的，或是跑进我的房间抓起她的毛绒玩具佩奇和毯子，径直跑出去看电视—她这是在内化自己的恐惧、担忧与悲伤。而伊莎贝尔每过几分钟就会过来看我一次，轻轻地把门打开，探个脑袋，用关切的棕色大眼睛看着我。有些时候，她还会爬上床，给我一个拥抱与亲吻。“妈咪，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安慰着我，仿佛什么都知道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