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概率

这本来是一场家庭婚礼。2013年仲夏，亲戚朋友都聚集在洛杉矶，庆祝我年轻美丽的表妹最幸福的一天，我却没有去成。乔希与我带着米娅和伊莎贝尔从纽约飞来，本打算停留一周左右的时间。一个月以前，我的胃部开始有些不可名状的不适，除此之外，我还总是感觉不太对劲。恶心、抽筋和便秘迫使我去看了消化科医生，但似乎看不出任何显著的毛病。后来在洛杉矶，我开始剧烈地呕吐，表妹婚礼期间我都是在急诊室度过的。

结肠镜检查显示，我的横结肠中段出现了一片阴影，几乎将结肠完全堵塞了。《诊断学词典》中的词那么多，“肿块”是人们最不想从医生口中听到的词。还未进行活组织切片检查，医生就十分笃定那是癌变物质，不过他们在深入检查之前还不能下定论。

结肠部分切除手术之后，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在康复室里醒来的那个瞬间。护士蒂姆和我的外科医生D.C.正在安慰乔希，让他为了照顾我也必须好好珍重自己的身体。蒂姆问他吃没吃晚饭。还没等乔希作答，他便从自己的晚餐中分了一块比萨饼给他。处于麻醉状态下的我心里清楚，要是所有人都在过分关心乔希而非我—一个刚刚做完手术的人—那就一定出了什么大问题。

因此，当D.C.医生年轻的脸庞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用沙哑的声音问道：“情况危急吗？”基于病房里的氛围，我预想的答案是“是的”。

相反，D.C.医生却答道：“不，不危急。情况很严重，但不算危急。”他继续向我解释说，肿瘤已被成功取出，但在我膀胱上方的腹膜区域发现了豌豆大小的癌细胞的种植转移。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从主瘤上扩散出来的。我暗自琢磨，好吧，听上去还不算太糟—豌豆大小的种植转移已经被移除了—那乔希为何要如此难过呢？

处于麻醉状态中的我躺在那里，任由他们的对话涌入耳朵，同时努力让自己更加清醒一些。D.C.医生说，我不会记得今晚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可乔希却说他不太确定。我对自己笑了笑。与我相处多年的经历教会了乔希，我的脑袋就像一只捕兽夹，不管是否被麻醉，我都不会忘记任何事情。

老实说，那晚的事情我还记得不少。除了刚刚做完手术身体不适，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心想，手术肯定比预计的两个半小时更久，因为外面已经是黄昏时分了。我记得哥哥和表妹来病房里探望过我。不过最重要的是，人人嘴里都挂着一大串的数字：一颗肿瘤扩散转移、四期、6、8、10、15、30年的数据……

由于肿瘤主体已经扩散到了我身体的另一个部位，不管扩散的大小如何，它都会被归为癌症四期。结肠癌四期的存活率很低，大约为6至15。那天晚上，D.C.医生反复告知乔希，存活率的数据虽然是以30年的研究为基础的，但也有可能是不可靠的。

当我明白所有人关注的正是那些数字时，心里就理解了乔希如此沮丧的原因。乔希热爱数字，能进行复杂的计算。我们交往期间，他曾多次问我：“你觉得我们结婚的概率有多大？”他能记住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开赛以来的每一届比分，也能记住2009年的温布尔登大赛上，罗杰·费德勒在第三盘第二局时曾以3∶5落后。就像许多人一样，对他而言，数字在这个充满随机性的无序世界里建立的就是秩序。因此，当他得知妻子结肠癌已经到了四期，还能存活五年的可能性也许超不过10时，他的痛不欲生是可以理解的。

那天乔希一直啜泣到了第二天凌晨。他躺在用两张活动躺椅拼成的床上，一遍遍搜索结肠癌四期的存活概率。在黑暗的病房中，平板电脑的光在他的脸上投下了一道怪异的光芒。他不想与我讨论数据，怕它们会令我难过。可乔希是从来不会对我有所隐瞒的—这也是我如此爱他的一个原因。

发现这些数字其实并未令我难过，他的反应是半信半疑。“那又怎样？”我问道。“你还不明白吗？”他质问我，想让我理解问题的严重性。

尽管乔希如此爱我，却还是无法理解我的一条基本准则，因为他不曾体会过我的人生。他不明白，我存在于这个星球本身就是数据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的证据。数据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那天晚上，我让他把思绪拉回到1976年，我的家庭当时处在凄凉与绝望中，算算一个双目失明的女孩能有多大概率摆脱难以想象的贫穷；又能有多大概率摆脱令任何男人都讨厌、不配给任何孩子做母亲的身体缺陷的耻辱？她心知自己对于高傲的家族来说永远都是负担，不得不被人照顾一生，却还要承受此等耻辱—这样的概率又有多大。

我还要求乔希算算这些：漂泊在令许多成年男子都会丧命的大海上，一个小姑娘能够存活下来的概率是多少？视神经损坏多年之后，重获一部分视力的概率是多少？不顾无知家庭的低期望，获得学业成功，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在全球最杰出的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发展自己法律事业的概率是多少？最终嫁给英俊有才的美国南部男子、还与他生育了两个漂亮女儿的概率又是多少？当然，乔希是算不出这些概率的。

他花了许多个小时阅读医学研究的内容，试图增加我存活的可能性。与肿瘤多处转移扩散相比，一处转移扩散可以带来一些额外的概率，我的年龄、健康水平也一样。我能够接受全球最好的医疗护理，同时又拥有完美的支援体系等事实也能加分。据乔希说，它们能将我存活五年的概率提升至60左右。对他而言，这就比6要强得多。

老实说，60在我听来也不是那么美好。事实上，任何低于100的概率都是不够的。可众所周知，生活中没有什么是100的。梅约诊所的出版物中写道，40岁以下女性患结肠癌的概率是0.08—乔希之所以会把这种事情告诉我，是因为我本人是不会去搜索任何与数据有关的内容的。这一数据将因遗传或非遗传因素罹患疾病的女性全都考虑了进去。我的肿瘤没有显示出遗传迹象，意味着我患结肠癌的可能性还不到0.08。这位优秀的内科医生告诉我，他在37年的从医经历中，还从未遇到过我这么年轻的人会因为非遗传因素而患上结肠癌。我是不是该感觉自己十分特别？我有至少99.92的概率患不上结肠癌，却一次命中。

所以说，数据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既不能提供保障，也不能充当恶化的根源。当然，要是我的癌症还处于第一期，且没有出现扩散转移，局面会更乐观。可即便成功概率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我也仍旧会输。凭借对统计概率的执念，乔希总会在处于劣势的人克服了困难、取得了足球或篮球比赛的胜利时告诉我：“这就是我们为何必须参加比赛的原因。”

好吧，我就是来参加比赛的。我选择不按赔率制定者的话来生或死。我选择不去相信几个无名的研究者看着一堆客观数据计算出来的概率。相反，我选择相信自己，相信我的身体、思想和精神，相信身体里那些已然对克服困难这门艺术信手拈来的部分。《胜利之光》中，狄龙高中黑豹橄榄球队的教练泰勒就总是对不起眼的队员们说：“擦亮眼睛，全身心投入，不能输！”

我已经擦亮眼睛，全身心投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