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楚国终于登上霸主宝座（二）

四

邲之战中这样贵族式的讲究风度和幽默的场面，在后世的战争中很少能见到。

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战争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其实这种“可笑”的场景在中世纪欧洲贵族的王位之争中也经常能看到。

1135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有权继承王位，斯蒂芬抢先一步登上了王位。长大后的亨利二世不服，两次领兵前来争夺王位。在第一次王位争夺战中，年轻的亨利二世及其母亲，因准备不充分，还没开战，军队就陷入了饥饿之中。困窘之下，他们居然向敌人斯蒂芬请求支援，而斯蒂芬居然也慷慨解囊，借钱让他们把饥饿的雇佣军打发回家，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可笑地不了了之了。

数年之后，亨利羽翼已丰，卷土重来，双方再次展开大战，这次亨利很快取得胜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双方谈判后达成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约定，斯蒂芬继续做英国国王，不过宣布亨利二世为他的继承人，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登基。

另一场王位争夺的结局更富于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两支后裔（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后代都对英国王位发生了兴趣，两个家族各拉一批贵族，发动了内战。因为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是红玫瑰，约克家族的族徽是白玫瑰，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玫瑰战争。战争的结局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在战争中打出了感情，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宣布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合并，结束了玫瑰战争，也结束了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开创了都铎王朝。

这些故事反映出，贵族战争与平民战争有明显的不同。贵族间的战争一般并不以杀戮和彻底征服为目的，只为分出胜负。所以战争一般点到为止，给对方留足面子。在战场上，大家是敌人；下了战场，大家仍然是朋友。

五

春秋时代战场上贵族们的风度和言辞，确实是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在后来的晋国和楚国的另一场大战陵之战中，我们同样可以见到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多么彬彬有礼。《左传·成公十六年》的原文是：“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

也就是说，在这次战斗里，晋国的大将军郤至前后三次（也可能多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见到楚共王，都脱下头盔，快步趋避到一边，以表示对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赏这位晋国将军的风度，派工尹襄赠给郤至一张弓，并说：“方事之殷也，有韎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穀而趋，无乃伤乎？”意思是：“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有位打着红色皮革绑腿的有礼貌的人。他一见到我，就遵循礼节疾步趋走，让他受累了！”

郤至怎么回答的呢？《左传》说：“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意思是，郤至接见了工尹襄，脱去了盔甲，听他传达楚王的话，回答说：“您的外臣郤至，奉了我国君主的命令作战，在战场上正穿戴着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问，我心里实在感到不敢当。因为在战斗当中，只好对您的使者行个礼了。”说完，对工尹襄作了三个揖就走了。

正如这个故事所表现的那样，即便是在血腥的战争中，优雅仍然是春秋时代贵族的基本追求。虽然彼此的目的都是击败对方，但他们的言辞却仍然处处得体。郤至对敌国君主不失尊敬，而楚王在危难之际，竟然也不忘去褒扬对手，并派人给对手送去礼物。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说：“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陵之战中，晋国将军韩厥打败了楚国同盟郑国的君主郑伯。郑伯乘车逃走。为韩厥驾车的驭手杜溷罗说：“赶快追。他的驭者左顾右盼，心不在焉。很快就能追上。”（“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却说：“算了吧。不能再次羞辱国君了。”（“不可以再辱国君。”）他命令驭手调转车头，放过了郑伯一命。

这个故事反映了贵族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就是对对方的君主保持尊重。

如果今天的读者无法理解先秦贵族的精神世界，那么我们还是引用欧洲贵族的历史故事来加以对比。欧洲政治中也有一个类似的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推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是骑士精神的表现之一。因此，欧洲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鲜有被处死的例子。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国王杀掉另一个国王。他们不是不知道养虎遗患的道理，可就是不愿破坏自己的骑士风度。1688年，威廉三世征讨英国，从自己岳父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王位。之后他网开一面，在囚禁岳父的城堡前的大海上不设防备，因此詹姆斯有机会顺利乘船逃到法国。第二年，他的岳父就组织了一支精良的雇佣军在爱尔兰登陆。威廉三世不得不从英法战争中腾出手来对付卷土重来的岳父，虽然最后将詹姆斯赶回了法国，却因此在英法战争中失利。不过，似乎没有人因此而批评威廉的不智。

长期以来，“贵族”在我们的头脑中成了一个负面的概念，它意味着铺张奢侈的生活和抱残守缺的价值观。其实，贵族们固然有保守、特权的一面，但也有优雅、超越和勇于承担的一面。

六

邲之战胜利的背后，是楚国综合国力的胜出。晋国大夫评价说，楚国在庄王的领导下“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左传·宣公十二年》）。意思是，德行树立，刑罚施行，政事成就，事务合时，典则执行，礼节顺当，谁能抵挡楚国？

晋国将军在战争中见识到，楚国如今已经深得用兵之道。“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敖（即孙叔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左传·宣公十二年》）李学勤先生说，荆尸“应是组织兵员的一种方式”（李学勤：《〈左传〉“荆尸”与楚月名》）。

意思是，因为事先充分的动员，楚国在战争中可以做到井井有条，商贩、农民、工匠、店主都不废时失业，步兵、车兵关系和睦，事务互不相犯。孙叔敖做令尹，选择实行楚国好的法典，军队出动，右军跟随主将的车辕，左军打草作为歇息的准备，前军以旄旌开路以防意外，中军斟酌谋划，后军以精兵压阵。各级军官根据象征自己的旌旗的指示而采取行动，军事政务不必等待命令就已完备，这是因为能够运用典则。

不过，在全军上下的喜气洋洋和部下的一片赞声之中，楚庄王的头脑仍然十分清醒。

战争结束后，楚国大臣潘党对楚庄王说：“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下臣听说战胜了敌人一定要有纪念物给子孙看，表示不忘记武功。所以他劝告楚庄王：“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意思是说，君王何不建筑起营垒显示武功，收集晋国人的尸首建立高冢？

春秋时代，交战双方在战争结束后，战胜的一方为了向世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炫耀自己的赫赫战功，往往将战败一方将士的尸体收集在一起，堆积在大路两侧，然后再用覆土夯实，形成一个大金字塔形的土堆，这种土堆历史上称为“京观”“武军”等。

然而，楚庄王却拒绝了潘党的建议。《左传·宣公十二年》对此描写如下：

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

楚庄王说，“止戈”二字合起来是“武”字。武王战胜商朝，作《周颂》说：“收拾干戈，包藏弓箭。我追求那美德，陈于这夏乐之中，成就王业而保有天下。”又作《武》篇，它的最后一章说：“得以巩固你的功业。”它的第三章说：“布陈先王的美德而加以发扬，我前去征讨只是为了求得安定。”它的第六章说：“安定万邦，常有丰年。”

因此武功是用来禁止强暴、消灭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百姓、调和大众、丰富财物的，这就是楚庄王提出的“武有七德”。因此一个国家动用武力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炫耀武功。一个国君只有做到了这七件事才可以使后世子孙不能忘记他的武功。而现在我（楚庄王）使两国子弟暴尸野外，是为残暴。在这场战争中阵亡的晋国将士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尽忠的，我怎么能够将他们筑为京观呢？

这番言论，体现了楚庄王对周文化的登堂入室，说明了楚国政治文化中中原文化的色彩已经非常浓重。这说明楚国已经扬弃了本国政治文化中的野蛮因素，而举起了人道主义的大旗。

于是楚庄王下令将晋军阵亡的将士妥善埋葬，自己在黄河边上祭祀河神之后便退军了。（“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这一决定体现了这位新任霸主的成熟、理智和富于同情心。

七

邲之战是楚晋争霸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对楚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是完胜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精神上的胜利。从此楚国声威大震，鲁、宋、郑、陈等中小国家纷纷背晋从楚，晋国一时不敢南向与楚抗衡。

虽然周王朝始终没有赐予楚国方伯之职，但是楚国已经实质性地成为国际上最强的主导性力量。特别是楚国信守仁义的举动，更是赢得了各国的一致归心。

楚国终于登上了霸业的顶峰，楚庄王这个霸主，让天下人心服口服。

孔子两次称赞楚庄王说：“贤哉楚庄王”（《史记·陈杞世家》）、“楚庄王霸其有方矣”（《新序·杂事四》）。因为楚庄王是春秋时代罕见的各方面都符合儒家理想的“完美”君主：灭掉陈国又重新恢复其国，在郑国穷途末路之际放了它一条生路；尊重生命，不建京观。这些行为达到了孔子坚持的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义行诸侯，适可而止，重德重民，恩威并施。

《吕氏春秋》曾把楚庄王列入“十圣、六贤”之内。所谓“十圣”，是指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所谓“六贤”，是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和楚庄王。

韩非说：“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韩非子·有度》）刘向也说：“楚庄王用孙叔敖、司马子反、将军子重，征陈从郑，败强晋，无敌于天下。”（《说苑·尊贤》）

司马迁对楚庄王的评价特别高，他说：“庄王之贤，乃复国陈，既赦郑伯，班师华元。……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史记·太史公自序》）

确实，在春秋五霸之中，蛮夷出身的楚庄王留在历史上的形象最为完美。和他比起来，晋文公过于苛刻，齐桓公过于精明，秦穆公过于阴险，而阖闾野心勃勃，勾践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楚庄王则心怀宽容，能征能讨，有威有恩，知止不辱，知足不殆，成了春秋时代贤明君王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