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从“一鸣惊人”到“问鼎中原”——楚庄王的出现（二）

四

回国之后，楚庄王开始推动楚国“王道”政治。

要称霸于天下，先要赢得人心。要赢得天下的人心，先要赢得楚国的人心。

因此，楚庄王制定了“禁暴、安民、和众、丰财”的施政方针，也就是稳定政局、安定百姓、团结民众、发展经济。

楚庄王善于用人。他在发现了孙叔敖这个人才后，任用他做令尹，并且用人不疑，委以全权。孙叔敖根据楚国河湖众多的特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他主持兴修了芍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社会性农田水利工程，比此后魏国的西门渠、秦国的都江堰还早两三百年。孙叔敖还在今天湖北的沮漳水流域与河南的汝水流域兴建水利，形成了南、北灌溉网络，使楚国的农业获得了巨大发展。

楚国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本来就得天独厚。江汉平原的风光正如司马相如《子虚赋》所描述的那样：“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茀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陁，下属江河。……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孙叔敖兴修的众多水利工程不但惠及当时，甚至在千余年后的宋元时代还在发挥着作用。因为农业生产发达，楚国才能养兵百万，“粟支十年”。孙叔敖也因此成为春秋时代的名臣。

《吕氏春秋》说：“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绩著乎竹帛，传乎后世。”也就是说，楚庄王与孙叔敖君臣相得，是千载一时的佳话。孙叔敖受恩深重，昼夜操劳，不得休息。正因为孙叔敖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才使楚庄王的功绩载于史册，流传于后代。

孙叔敖还以“治军纪，明武备”为治军方针，结合楚国传统的军政法规制度，进行军事改革，使楚国军队战斗力得以进一步加强。司马迁也说孙叔敖“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史记·滑稽列传》）。孙叔敖是楚庄王称霸的柱石之臣。

除孙叔敖外，庄王左右的优秀人才，还有申叔时、子重、子反、沈尹等。晋国大夫栾武子评价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左传·宣公十二年》）意思是说，自从战胜庸国以来，楚国的国君每天都以生计不容易、祸患不知哪天就会到来、戒备警惕不能放松来训导百姓。在军队里，每天都告诫军队，胜利不能永远保有，纣王虽然曾有一百次胜利而终究没有好结果。每天都用若敖、蚡冒乘柴车、穿破衣开辟山林的事迹来教导国人。庄王告诫臣民说：“百姓的生计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匮乏。”

这段记载，清晰地说明了楚国是如何居安思危、上下一心的。

在楚庄王和孙叔敖等君臣的共同努力下，楚国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力量，让楚国可以轻松地运用军事力量。虽然庄王时代也经常对外征伐，但是“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晋人也评价说：“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矣。”（《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国伐陈伐郑，楚国百姓并不感到疲惫，国君也没有受到民众怨恨，可见庄王政令可观。考古发现证明，在楚庄王时期，楚国手工业的发展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中原水平。在春秋早期，楚墓中发现的陪葬物品往往十分有限，而在河南淅川下寺发掘出的一个春秋中晚期的楚国墓葬群，共有大中型墓9座，小型墓16座，车马坑5座。它们很有规律地分布在淅川丹江水库西岸的土岭之上，由低到高从土岭之南向北成组分布，共有5组。中间的一组，规模宏伟，一座主墓附有3座陪葬墓和16座小型殉葬墓，一个大型车马坑。整个墓地出土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工具等达到六七百件。这说明在楚庄王统治前后，楚国国力不断上升，文化越来越发达，因此楚墓的陪葬物品越来越丰富。这些器物形制上不再一味模仿中原，而是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楚文化的独特性。

在上层政治中，楚庄王大力推行“中原化”。他参考中原礼法传统，重新制定楚国宫廷礼仪。楚国传统政治不重礼仪，举行朝会的时候经常一团混乱，一直为各国耻笑。

楚庄王规定，大臣及诸公子入朝，必须提前下车。如果马车行到宫门前，就要受到砍断车辕等惩处。有一天，太子入朝，马车没有停好，廷理依法惩处了太子的驭手。太子大怒，要求庄王诛杀廷理。庄王却说：“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诛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意思是，立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社稷的尊严，廷理此举，有利社稷，应该奖励，怎么能惩罚？

各国因此称赞“楚之国法行而纲纪立”（〔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三）。楚庄王在用人上，一方面大力提拔奇才异能之士；另一方面也能新旧兼顾，“威”“德”并重，既符合礼法，又有效率。老对手晋国君臣对此也深为佩服：“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左传·宣公十二年》）

也就是说，楚庄王选拔人才，同姓中选择亲近的支系，异姓中选择世代旧臣，提拔不遗漏有德行的人，赏赐不遗漏有功劳的人。楚国的等级制度也比以前加强了，等级间的服饰用品开始有了明显差别。这一切，都是严格按照周礼原则实施的。

楚庄王还号召楚国贵族深入学习中原文化，并且身体力行。最有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关于楚庄王为太子选师的记载。

《国语·楚语》载：“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辞曰：‘臣不才，无能益焉。’王曰：‘赖子之善善之也。’对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将至；若不欲善，善则不用。故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夫岂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烦，可教训。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

楚庄王委派士亹做太子老师，士亹辞谢说：“我缺乏才能，无法对太子有所帮助。”庄王说：“靠您的德行可以使他变得更完善。”士亹回答说：“完善的关键在太子，如果太子发自内心想自我完善，那么帮助他的人自然就会来；如果太子自己不想进取，无论多么有才德的人教导，他也不会听。所以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汤有太甲，周文王有管叔、蔡叔那样的不肖子孙。这五位君王，都有过人的德行，却也有邪恶的子孙。难道他们不想子孙学好吗？可他们做不到啊。如果百姓不守法，可以教育训导。但蛮夷民族，叛逆不服很久了，中原国家的礼法并不能使他们遵从。”

从士亹与楚庄王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君臣二人对中原文化的了解非常深入，引用历史典故信手拈来。

士亹接受任命后，又去请教申叔时怎样教导太子。“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

申叔时说：“用历史来教他分辨善恶，来诫勉他的心。用先王的世系教育他，以来彰显德行而摒弃昏昧，约束他的行为。教他诗歌，以提升道德修养，确定他的志向。教他礼仪，使他知道上下的分别和责任。教他音乐，使他虚心不轻浮。教他法令，使他知道百官的职守。教他治国的嘉言，使他知道仁德的作用，知道上古圣王是如何用仁德治理民众的。教他前世成败之书，使他知道兴废之事而能够警惕自己的行为。教他先王的训典，使他知道该依靠和信任哪些人，行事能够符合仁义。”

从申叔时所列举的“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九门课程，以及提出相应的教学要求来看，此时楚国贵族上层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理解不是皮相之学，而是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楚庄王时代及以后，楚国使者已经能在外交场合像中原国家大臣一样，纯熟地引用《诗经》进行交际与交流。据董治安先生统计，在《左传》中楚国引诗17首，赋诗3首，在《国语》中楚国引诗4首。（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这一统计表明，楚人对《诗经》的学习与运用，已达到一种“不学诗，无以言”的程度。

在楚庄王一生的事业中，情商是推动他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楚庄王性格中一个突出的优点是他特别虚心，不会为了维护自己的虚荣而拒绝接受他人的正确建议。《史记·滑稽列传》载，楚庄王原来喜欢养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席以露床，啖以枣脯”。后来马病肥死，要以“棺椁大夫礼葬之”。优孟（楚国宫廷艺人）极尽辛辣讽刺，要他“以人君礼葬之”，使诸侯“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庄王听后，头脑顿时清醒，发觉“寡人之过一至此乎”，仍以“马属太官”。

庄王还曾“筑层台，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弄得吏民怨声沸腾，政局动荡不安。有一个“草茅之人”诸御己冒死进谏，庄王“遂解层台而罢民”。（《说苑·正谏》）不论谏者的身份如何低微，只要说到了要害，楚庄王都会马上接受，立刻改错，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胸怀和风度。正如楚人评论的那样：“主明臣贤，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争正谏，如此者国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谓吉主也。”（《新序·杂事五》）

楚庄王的另一个长处是宽宏大量。有一次，楚庄王宴请功臣，有一位部将乘酒酣灯灭之机，引许姬（庄王爱妾）之衣，许姬顺手摘取了他的冠缨，要庄王点燃灯火查看。庄王则认为“赐人酒使醉失礼”，不能“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立即要大家都摘去冠缨，然后再点灯火，“尽欢而罢”。后来在一次对外作战中，这位“失礼”的部将冲锋在前，非常勇敢。（《说苑·复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