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楚国的源头——黄帝之后，还是三苗之裔（二）

四

一方面，大量历史证据说明楚人与三苗有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大量的文字记载又认为楚人是中原正脉。那么，楚人究竟源自何处？

有人说，从出土的竹简到名著《史记》，几乎所有史籍都对楚人的世系记载得相当一致，楚人源自中原说似乎已经板上钉钉，没有多大的挑战空间了吧？

如果你对我国中原地区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多一些了解，就不会得出这样简单的结论了。文字记载与历史真相不能画等号。如果仅凭文字记载，那么中国的大部分民族都是黄帝的后代。

比如匈奴，据《史记》的记载，“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因传说夏后氏是黄帝的后代，匈奴的先祖淳维也就是黄帝的后代了。

和匈奴一样，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的几乎所有少数民族，都自称是黄帝后代，最典型的当属鲜卑。

鲜卑拓跋氏自称出自黄帝轩辕氏，而且和楚国一样，同样是黄帝次子昌意的后代。《魏书》和《北史》都把鲜卑族的世系说得很清楚。《魏书·序纪》说：“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昌意的小儿子受封北方，因为当地有大鲜卑山，因此称为鲜卑部，其族人以“畜牧迁徙，射猎为业”。传到一位名为“始均”的人，还曾经从北国跑到尧帝那里，为尧帝服务，“入仕尧世”。这个人功劳很大，到了舜帝时期被任命为“田祖”，即农业神。由此可见，鲜卑族认为其与中原正脉的关系之近。

黄帝与后世的北魏皇帝之间隔了多少代，北魏的史官们能说得一清二楚。甚至“拓跋氏”这个鲜卑姓氏的来源也与黄帝有关：“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魏书·序纪》）黄帝是土德，北方民族语言中，管土叫“托（拓）”，管后叫“跋”，所以他们以“拓跋”为氏。

所以，仅从文字记载来看，鲜卑族的世系比楚人的世系还要清楚。

然而今天大多数的历史学者都认为，鲜卑拓跋氏这个世系当中的部分内容可能是后世人为构建起来的。鲜卑属于东胡，与乌桓、柔然、蒙古、契丹有着共同的或者相似的语言、风俗和习惯。“从语言方面看，室韦（原蒙古人）与拓跋鲜卑同源。”（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他们接受汉文化后，才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黄帝，重新构建了部分世系。

因为是人为构建，所以就不免有漏洞。比如从黄帝到北魏皇帝之间漫长的世系表中，两头清晰，中间模糊。

开头部分，从黄帝到在尧帝时代做过高官的始均，虽未说明其间世次，但世系记载还算清楚。但是从始均开始，先祖的名字就彻底失传了。直到相当于中原战国末期一位叫“毛”的“成皇帝”，世系才再度清晰起来，先祖们又有了名字。

虽然没有名字，不过从始均到毛皇帝，这两位祖先之间距离多少代，史官记载得非常清楚，共67代。

为什么代数会记得如此清楚呢？美国著名汉学家卜弼德认为，鲜卑历史上这两位重要人物，无论是始均还是毛，其实都是不存在的。始均类似祝融，是虚构出来的尧舜时代的伟大人物。而成皇帝毛，是比照战国末的匈奴单于冒顿而虚构出来的，同样是一个不存在的人物。姚大力先生认为，所谓“始均”很可能就是把汉语“始君”的鲜卑语译音再度回译到汉语文献时所采取的音写形式。

按照卜弼德对历史纪年的推算，既然始均与尧舜同时，则他的活动年代，就应当是在公元前2210年上下；成皇帝毛比照战国末的匈奴单于冒顿，年代应当是公元前200年左右。这样，在始均和毛之间就应相隔2010年。中国传统以“30年为一世”，那么2010年除以30，正好是67。所以，从始均到毛皇帝正好67世很可能是人为安排的结果。（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

姚大力先生也认为，2010年间平均每位族长统治30年是不可能的，因为草原民族继位原则多是兄终弟及，平均在位时间要远远短于这个数字。“北魏时人们在重构拓跋先世史时，为什么把那一段‘史弗能传’的蒙昧时期不多不少地说成有‘67世’”，是根据“被记载在《汉书·律历志》中的那个‘标准年代学’的版本”。从舜时代的始均到毛，以30年为一代，正好是67世代。然而考虑到“拓跋前期传递部族统治权的原则是兄终弟及”，因而按30年一代显然是不可能的。

五

了解了鲜卑族对自己族源的构建过程，再回头看《史记》中关于楚国世系的记载，我们发现，其中有异曲同工之处。

让我们接着上文讲到的楚人的直系祖先季连继续往下看：

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

也就是说，从黄帝到季连的世系是清楚的，季连生了附沮，附沮生了穴熊，这都一清二楚。不过从穴熊以下，世系就模糊了，因为子孙“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有的生活在中原地区，有的跑到了蛮夷，因此没法再记载其世系了。直到周文王的时候，季连的后代中有一个叫鬻熊的发达起来，楚国的世系才再度清晰。

也就是说，从穴熊到鬻熊，这中间出现了断层。正如同鲜卑从始均到毛皇帝中间的断层一样。正是这个断层让我们产生了疑问。

在《史记》当中，类似的记载还出现在秦人关于先祖的追溯当中。

秦国和楚国在春秋战国时代，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局面：他们同样宣称自己是黄帝的后裔，源自中原正脉，但是同样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巧合的是，他们对族源的说法也非常类似。

《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

按照这种说法，秦、楚和鲜卑这三族，有三个巧合。

第一个巧合，他们都是黄帝的孙子颛顼的后人。

第二个巧合，与鲜卑一样，秦人、楚人祖先中都在尧舜禹时代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楚人出了在帝尧时任火神祝融的吴回，鲜卑出了“入仕尧世”又受帝舜之命为“田祖”的始均，而秦人的祖先中则出了一位跟大禹一起治水的大费。大费功劳极大，大禹甚至向舜帝表示，全是因为有了大费的辅助，治水才能成功。

第三个巧合是，这三族从尧舜禹时代后不久，世系就混乱了。楚人是从穴熊以下“弗能纪其世”，搞不清传承关系了；鲜卑是从始均之后，失去了66代祖先的名字，秦人也是从大费的儿子若木之后，世系出现了模糊，只有一些零星的名字被记下来。司马迁记载说，从若木之后，他的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直到造父因为善于驾驭马车，得到周穆王的宠信，为周王族管理马匹，这才发达起来。

楚国和秦国王室家谱中这种“或在中国，或在四夷”以致世系不清的叙述，实在是太相似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龙成松说，其实细读《史记》，“或在中国，或在四夷”的说法，不光出现在秦、楚两族的历史上，在《史记》其他地方也多次出现，成为《史记》中“世家”文本的一种常见书写体式。（龙成松：《中古胡姓家族研究——以族源、地域、文化为中心》）如《魏世家》说：

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晋献公消灭了魏国后，将魏地赐给手下的将军毕万。毕万本是平民出身，地位上升后，为了证明自己的高贵，就建构了一套关于家世的说辞：他先祖名叫毕公高，是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武王曾将毕公高封于毕国，不过后来毕国灭亡，毕国公族子弟都沦为平民，有的住在中原，有的流落夷狄，而毕万一支则流落到晋国。“或在中国，或在四夷”，同样成为毕万不能准确复原家谱链条的借口。

鲜卑族正史的叙述中，虽然没有“或在中国，或在四夷”8个字，却有意思相同的另外10个字——“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魏书·序纪》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也就是说，黄帝生了25个儿子，分封到各处，有些居于华夏内地，有些封于荒蛮之处。鲜卑就是封到荒蛮之地的一支，因此习俗淳朴，也没有文字。始均之后，又不与中原交往，所以有66代的名字没有记下来。“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这种叙述方式，很有可能是套用史记“或在中国，或在四夷”的模式。

由于以上提到的相似性，我们有理由怀疑，楚国、秦国和鲜卑的世系，都是按同样的逻辑构建起来的。首先，在黄帝众多的子孙后代中确定一个人，作为本民族的名义先祖，从黄帝到这位名义先祖之间的世系自然是清楚的。同时，在这些民族自己的古老传说中，往往也有一个始姐，从这个始祖以下历代部族首领的世系也是清楚的。但是在名义先祖和部族始祖之间的这段历史，却是模糊的。在司马迁的叙述中，连接这个断层的模式是一致的，都是“或在中国，或在四夷”。也就是说，黄帝的子孙传到某一代之后，人数太多，地域分布又太广，有的生活在中原地区，有的进入到没有文化的边疆，因此有一段时间的传承不能说得很清楚了。

六

所以，无论是楚人源自中原之说，还是源自蛮族之说，都有可以说得通的逻辑。无论哪种说法，长江中游一带，是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争夺的重点，这是确定无疑的。这里林木葱郁，河流湖沼交错，物产丰富，土地肥沃。居住在这里的先民，早就创造了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发展出了相当高度的农业与制陶业。历史上也确实有来自黄河流域的力量，对这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主张楚人北来说的学者认为，考古发掘证明，在商朝建立之际，有一支来自黄河中游的力量，来到长江北部。因此原江汉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序列文化突然发生极大动荡，明显受到了黄河流域的影响。

主张楚人来自三苗的学者也认为，江汉一带是中原文化与石家河文化反复争夺的地方：

古史传说中三苗的兴盛与灭亡，以及楚蛮作为三苗遗裔的兴起，正与江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演进基本同步。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曾鼎盛一时。丹江流域一带本是仰韶文化的分布区，也就是中原华夏集团的势力范围，但后来成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分布区……这是古史传说中尧、舜、禹所领导的中原华夏集团与南方三苗集团发生大规模战争的考古学文化背景。

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形势逆转，中原龙山文化日益强盛，对邻近的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发生了强烈的影响，石家河文化中出现了大量来自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石家河文化晚期，中原因素的大量进入使江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性质发生了质变，其陶器群体已失去石家河文化的共性特征，长江中游地区的本地特征越来越少，除少量因素外，主体部分与石家河文化并无关系，“倒几乎涵盖了中原地区煤山类型几乎全套的器物组合”。（尹弘兵：《商代的楚蛮与西周初年的楚国》）

本书不是一本学术考据著作。虽然我们需要对史实进行基本的梳理和了解，但是无法在学术界至今没有解决的争论当中坚执一端。也许我们综合这两种说法，可以作出这样略带浪漫色彩的推测：楚王室的血统最初确实来自北方，但是由于混血，楚人的血统逐渐变成以南方民族血统为主。

假设楚人的祖先是由中原南下的，那么他们如同一颗携带着北方华夏基因的种子，落入了肥沃的江汉大地。黄河文化和长江原始文化在汉江边上开始冲撞和融合。楚人把北方的先进文化带到了这里，他们的社会组织成熟程度要远高于还处于原始部落阶段的周围民族，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楚人的人数太少，所处风土环境与中原截然不同，楚人在物质生活上也不可避免地“蛮族化”了。他们向周围的民族学习种植水稻、捕鱼（下寺楚墓中出土的渔网，证明他们已开始学习捕鱼）。他们与苗、越、濮、巴等部族开始通婚，他们放弃了本来的语言，使用三苗后裔的语言。这支南迁的小小部落落入当地部族的汪洋大海，几代之后，他们身上的“蛮族”血统自然就超过了中原血统。然而，他们顽强地一代一代地传递着自己的记忆。他们不断地向后代讲述，自己是中原人的后裔，骄傲的火神祝融的后代。只有这些珍贵的记忆，才能证明他们不是蛮夷。这些模糊的记忆，是楚人面对周围的“蛮夷”时拥有心理优越感的唯一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