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人的食谱

从文献以及地下发掘资料看来，大禹提出的“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养民“九功”方略，在夏王朝是认真实施了的，不然就不会有夏王朝的兴盛，也不会有如此丰盛的夏民邑人的食谱。

襄汾陶寺遗址墓葬出土的人骨，经碳14测定数据表明，年代为公元前2085年左右，属于夏初建时。那里的邑人以粟为主食，而且在墓葬中有丰盛的粟积余。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第三、四期的一些灰坑中，发现了很多炭化粟粒，其中一坑内堆积的炭化粟粒厚达40厘米到73厘米。这种粟粒的堆积向后人显示了在夏王朝的重视下农作物的丰收景象。大禹说的“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尚书·益稷》）并非虚言。“烝民”，指的是大多数民众。大禹的意思是，夏王朝的目标就是要让大多数夏民能吃饱肚子，只有那样，万邦才能大治。

为了达到“烝民乃粒”的“食政”目标，夏王朝还大力拓展食物品种。从河南洛阳市洛河南的关林皂角树遗址出土了大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小麦、粟、黍、豆、高粱、水稻等炭化粮食遗存。其中大多数粮食品种是中原地带的传统作物，而豆类是从东北引进的，水稻是从江南一带引进的。夏王朝的“政在养民”方略使邑民的食物越来越丰盛了。

夏代人有两大类食物，即所谓“根食”“鲜食”。“根食”，即根生植物，上面说到的“五谷”“六谷”“九谷”之属皆为根食，主要指粮食作物，也包括一些蔬果。而“鲜食”，夏人认为，凡鸟兽新杀则为“鲜”，因此“鲜食”主要指动物性肉类食品，也包含若干鱼虾之类的水产品。

夏部族原先是一个以“根食”为特色的族类，大禹的“治国九功”也重在粮食作物的栽培，夏人的祭祀文化同样长期以水生野菜和粮食作物作为祭品，与周人的以全羊、全牛祭祀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随着夏人对天下统治权的获取，随着各地交流的强化，夏王朝对畜类的养殖普遍了起来，“鲜食”上餐桌也普及了起来。

在晋南襄汾陶寺的龙山晚期墓地中，大型墓用整头猪随葬，在中小型墓葬中也发现了猪的下颌骨，而且数量不少。这说明猪这种畜类正在更多地为时人所接受。

家畜、家禽的养殖在夏的中后期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夏代家畜可能有猪、犬、羊等，稍后又有马；家禽有鸡、鸭、鹅等，其中鸡可能是最早饲养并饲养得最多的。

据史籍记载，狩猎野生动物是夏统治阶层的一种寻常活动。据说夏王启就对田猎很感兴趣，有了收获就与下属一起大吃一顿野味。后羿在位的时候，对游猎更是视为常事。夏王予为了获取鲜食，刻意东征。夏王芒要求九夷与他一起“东狩于海”，收获也很可观。夏王孔甲更是个田猎的高手，常出入于山岭之间。夏桀“力能伸钩索铁，手搏熊虎”，对野猎的兴趣大大高于治国。这些典籍所记虽未必全是事实，但当时某些夏王对狩猎很感兴趣是可以想见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夏代食物的丰富。

鱼类食品也登上夏人的餐桌，方法有网捕、垂钓、弓箭射杀等——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鱼钩就是夏人捕鱼的一个明证。

夏人食用谷类作物的方式一般为“粒食”，也就是整粒食用。当时的粮食加工还不发达，夏人一般把粮食收割后，脱去粮食的外壳，就用煮、蒸、烤等方法整粒食用。据传这种方法从神农氏时代就开始了，“米而不粉”的食用方式已经维持了一两千年，夏以后还要维持很久。一般认为，粉食法可能始于周，而兴于汉以后。不过由于磨盘、磨棒很早就已经有了，粉食时代可能要大为提前。

夏人早就有粒食和蔬菜同食的习惯。白菜、荠菜等是常用的下饭菜。《夏小正》有云：“正月，囿有韭。”这就说明了两点：一是夏人是常食韭菜的，因为这种菜营养好，又有一定的杀菌力；二是当时已有了种植蔬菜瓜果的菜囿、菜圃。商代甲骨文中有“囿”和“圃”二字，这也证明了商代前的夏人种植蔬菜现象的可能性。

种植粮食的大田和种植蔬菜瓜果的园圃同时出现，说明夏代农业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夏人的食谱如此完备，多少应与夏王朝贯彻大禹定下的养民“九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