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诸饮食”的夏礼

“民以食为天”，中华民族把“食”放在民生的首位。因此，饮食之礼也就成为一切礼仪的起始点，所谓“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记·礼运》）。在社会生活中，饮食永远是第一位的。在洪水泛滥的大禹时代，更是谁能解决百姓的饮食问题，谁就能得到民众的拥戴。

饮食之礼，可以分为“大礼”和“小礼”两大类。

饮食之大礼指的是社会的领导人解决民众饮食问题的决心和具体行为以及实际效果。荀子有一句名言：“礼仪者，圣人之所生也。”圣人如果能使社会财富丰足，民众有吃有穿，这才真正是饮食文化中的“礼之大者”。没有圣人带领大家为丰衣足食而奋斗，锅子里根本没有可吃的东西，还去讨论餐桌上的礼仪，有意义吗？

大禹是夏代饮食大礼的创造者和实施者。当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史记·夏本纪》），怎么办呢？禹一面致力于治平洪水，一面着手解决民众的饮食问题，“与益予众庶稻鲜食”。禹叫他的助手益马上解决民众的粮食和肉食问题，这是应急性的措施。引导九川的水入了海，田间的积水也疏通到河中去以后，“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史记·夏本纪》）。当时禹一面分配好手头现有的食品，另一面在“食少”的情况下，“调有余补不足”，相当于配给供应，让大家都有得吃，只是都吃得不会太饱。那样按理办事，总比饿死人好吧，这也是礼啊！更主要的是禹把精力放在发展生产上，组织所有民众生产自救，多少年后，理所当然地解决了饮食问题。

太康失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家的命运堪忧，主要问题还在于饮食之“大礼”没解决好。这一乱就是数十年。后来出了个中兴之主少康。他是在有仍氏那里出生的，后逃到有虞氏，当上了食官“庖正”。“庖正”管的是民众的饮食问题，他在有虞氏部族所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收夏众”，把流落在外头的夏国民众收编起来。他后来打回夏国，靠的就是这支力量。如何“收夏众”？第一条就是让他们有的吃有的穿，然后才能组织他们，借助他们的力量打回夏国去。

夏朝历史上三个最有为的君主——禹、启、少康——都是懂得“食之大礼”的圣人一级的人物。

夏代的食文化中，包含着某种忧患意识。《太平御览·饮食部》引《鬻子》语，称夏禹“一馈而七起，日中不暇饱食”，禹一想到天下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吃不饱，还经受着苦难，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以自己的善行来为百姓做出榜样。禹曾经十分严肃地对他的臣属说，“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不顾及民众的死活，吃得好，吃得舒畅，铺张浪费，鱼肉民众，那到头来，既会害了自己的家庭，又会害了国家。

食文化中的具体礼节，是“食之小礼”。夏代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换交替的大时代，因此，在食礼上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殊色彩。

夏人作为农业文明的代表之一，他们通过耕种土地、种植作物来获取食物。在当时的农业技术条件下，作物的生长和丰收受到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夏人与其他众多农耕民族一样，将食物视为上天赐予的礼物。这一观念还体现在，他们认为天是宇宙的最高统治者，可以对人事进行赏罚，如夏禹讨伐有扈氏就认为是“天用剿绝其命”，自己乃“恭行天之罚”。（《尚书·甘誓》）

《礼记·礼运》：“言偃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孔子为了观察“夏道”与“殷道”，分别来到杞国与宋国，得到了《夏时》与《坤乾》，然后据此和弟子言偃谈论起来，得出了礼仪“始诸饮食”的结论。

既然吃喝来自天赐，那么当然要祭祀上苍。据相关文献记载，祭天的食礼尽管很朴素，但必须是按时的。《礼记·礼运》有这方面较为具体的记载：在祭天之食礼开始时，人们在石头上烧烤黍米和猪肉，作为奉献给上苍的祭品，并就近在地上凿一个小坑当酒樽，再在这个“酒樽”中倒上清水，然后人们围着就地筑起来的祭台唱歌、跳舞，用硬泥块当鼓槌，以大地为大鼓，即所谓的“抟土为桴”“筑土为鼓”，以此来表达对天地鬼神的敬意。祭完鬼神，祭祀者就将祭品分食吃尽。夏人认为这样做是人神共享，是最为符合夏礼的。

在夏代，有一年一度或数度的“合族聚食”的礼节。这是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礼俗，此时也打上了阶级社会的某些烙印。整个家族聚在一起，载歌载舞，共饮共食，对于强化亲情的确是很有好处的。如果是一年一次，那必定是放在正月的某一日。在原始社会时，聚食的主要目的是团聚，聚食时非常自由。而到夏代时，它的主题变为“合族以食，序以昭缪，别之以礼义”（《礼记·大传》）了。这种“别之以礼义”比较充分地表现在宴席的座次上。席有主次，一席间也有长幼尊卑之分，坐错了位次轻则被斥责，重则被处罚。这种“合族聚食”，一般在聚食开始时，会由族长训词，“教之尊长养老，见孝悌之道”（《周礼注疏》卷十二）。这时的合族聚食已是严肃有余而宽松不足了。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形态各异的陶器，从个体来说，有深腹罐、圆腹罐、花边罐、有舌罐、捏口罐、有耳罐、高领罐、高领尊、大口尊、矮领尊、平底盆、刻槽盆、三足盘、圈足盘、瓮、鼎、鬲、甑、甗、豆、簋、壶、碗、碟、杯、爵、角、鬶、盉、斝、觚等，从这些千姿百态的陶器中可以想见夏代民众的饮食状况。夏代已进入了家天下时期，小家庭的每日餐饮称为“常食”。“殷因于夏礼”，从殷商的常食可以想见夏的常食。殷人一日两餐，上午九至十点钟的一餐称“大食”，下午睡前一餐称“小食”。想来夏人常食的情况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