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法时代

德国著名史学家维尔纳·施泰因教授穷四十年岁月，写成了《人类文明编年纪事》一书。在该书的《科学和技术》分册中，历法是作为拓展出人类新时代的重大事件被重墨书写的。因为历法的“创造”意味着人类对天体的认识和掌握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意味着人类对日、月、星、辰的观察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果，意味着农业文明在相当程度上的发展。

施泰因教授是对世界各国古代的历法进行了深入而严谨的考察的。在他的著作中，对“公元前4221年，相传埃及创造了历法”这一条——这显然是基于埃及人自己的说法，没有得到世界的公认——施泰因的评价是，“这一‘最早的历史年代’没有实际意义”，一下子站在神圣的科学殿堂上把这一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说法给否定了。

在施泰因教授看来，世界上最早也是最权威的历法有两部：一部产生于公元前2772年。在埃及属于新石器文化层的一个骨灰瓮的盖上，发现了刻有可解释为阴阳历的符号，这一年，埃及开始实行以365天为一年的历法，无闰年。另一部是公元前2025年中国的历法。施泰因教授在《人类文明编年纪事》一书中写道：

中国人开始使用循环阴历，19年为一循环：在每一循环中，12年各为12个月，7年各为13个月。

这就告诉人们，公元前21世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中的两个——埃及和中国，各自带着自己创造的历法，走在世界文明征程的前列。由于这两个国家的领跑，世界开始走进了历法时代。

施泰因说的“中国历法”，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夏历”。很显然，作为一位有世界影响力的史学家，他是对夏代的历法做了仔细的考察和研究的，不然就不可能连“19年为一循环”的计算方式都知道。

在传说中，汉之前有所谓的先秦“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这种说法早就有学者表示怀疑，认为“皆秦汉之际，假托为之”（《尚书正义·尧典》）。也有人以为，“古六历”或许有之，但由于历史久远，大多没能保留下来。秦始皇焚书不焚农书，但也不见“古六历”的留存。有一点是公认的，历史上确有“夏历”，而且它的影响力及于几千年后。

尽管“夏历”早已佚失，但它定下的种种“规矩”却通过口口相传和其他一些古籍保存下来了。据《尔雅》记载，“年”这个名词在中国出现得是比较晚的：黄帝、帝尧、帝舜时期称“载”，“一载”就是“一年”；夏代称“岁”，疑与岁星纪年法有关；商代改称“祀”，因为中国是“慎终追远不忘本”的国家，商人重鬼神，认为一年一“祀”是最大的事，因此也就把“年”称为“祀”了；到了周代，才正式用“年”这个称谓。但是，过年也罢，度岁也罢，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按历法定下来的规矩过日子。

古代农业社会是“靠天吃饭”的，也就是说，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天时、地利。夏代的农业较前取得长足发展，靠的就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历法。夏历因为对农业的促进作用，又被称为农历。有了这部历法，农业的丰收就有希望了。夏代有许多与酒和饮酒相关的故事传说，二里头出土的物品中又有那么多酒器，这是当时农业有了相当发展的一个明证。农业的发展要求天文历法为之服务；同时，天文历法的制定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可惜的是，“夏历”的全貌没有保存下来。所幸的是它的精华保留在现存的《大戴礼记·夏小正》一文中。《夏小正》的文献价值是很高的，它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历法著作。《夏小正》以正月为岁首，因此人们又习惯性地用“夏正”指代夏历。

《夏小正》是由“经”和“传”两部分组成的，全文只有四百多字。它的内容是按一年十二个月的序列，分别记载每个月的物候、气象、星象和有关重大政事，特别是生产方面的大事。其依据主要是天象，所载天象除北斗星的不同星象外，主要是月相。“月有阴晴圆缺”，古人对月相的关注度是最大的。每个“月”的时间概念来自月亮的圆缺周期，即所谓月之“朔望”。“朔”是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地球上的人看不到月光，那是每月的初一；“望”是每月的十五日，这时人们能“望”到圆盘般的满月的月相。夏历最大的依据是月相的变化，以此来计时、计日、计月，也计年。

《夏小正》的文句十分简约，其省文的程度不亚于甲骨文，大多数是两字、三字或四字为一完整的句子。其指时标志，以动物变化为主，也以星象指时，那些星象都是比较容易看得见的亮星，如参辰、织女等。

《夏小正》反映的农业生产的内容包括谷物、纤维植物、染料植物、园艺作物的种植以及畜牧、渔猎。时人对蚕桑和养马尤为重视，对马的阉割也首次见于该文献。不过《夏小正》的这些记述的正确性还有待考查。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兽骨以牛骨最多，其次是猪、羊、狗、鹿，还发现有牛、猪、羊、狗、象等形状的陶塑。

孔子非常推崇“夏时”。在回答“为邦”之道时，孔子首先提出要“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礼记·礼运》载：“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这里的“夏时”“夏道”是什么含义呢？郑玄注曰：“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史记·夏本纪》也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由此可见，司马迁是读过那时留存的比较完整的《夏小正》一书的，它记录的就是“夏时”。这也表明，《夏小正》在春秋之前已成书，春秋时期的杞国——可能还不止杞国——还在使用它，并用它来指导当时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

有学者以为，“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这是确实的，因为进入农业社会以后，人们过的是靠天吃饭的日子，每个务农的人不知天，就吃不上饭。但是，长久下来，大家又感到，那样的“人人皆知”是只凭个人经验，“知”的程度是很浅显、流于表象的。这种“人人皆知”，实际上又是“人人皆不知”，这才有了尧、舜、禹时代专门以观天象为务的“官员”。经过数百年的探究，人们形成了一定的规律性认知，那就是所谓的“夏时”。今本《竹书纪年》载：“颁夏时于邦国。”

《夏小正》虽然还没有四季和二十四节气的明确概念，但记载的生产事项，包括农耕、渔猎、采集、蚕桑、畜牧等，都是按物候、气象、星象来指时的。它记载了上古先民所观察和体验到的天象、气象、物象，形象地反映出上古先民对时令、气候的朴素认识，《夏小正》正是人们上千年观象授时经验的结晶。

通过有关夏代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学者推测夏文化存在的时间应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之间，正同《夏小正》星象的大部分记事与天文学测算所得的年代相吻合。在二十八星宿尚未认识完备之前，先民观察星象并不全是取南天昏旦中星等为依据，而是以明亮大星的“中、流、伏、内”移动态势为准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在《夏小正》中保存了中国古老的天文历法知识，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这也说明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熟悉天文、制定历法的专职人员，天文学和历法早就发展起来了。李学勤先生的《〈夏小正〉新证》对此做了分析考证，他将《夏小正》的某些经文与龟甲卜辞、金文及《尚书》等文献相对照，证明《夏小正》确实有古老的渊源，它的成书时间当在夏商之际，甚至更早，而不可能如某些学者所说是在战国时期。

夏历把中国社会带入了一个识天象、明农时、勤耕作、实民生的全新的历史时期，夏历所倡导的以正月为岁首，以月亮绕地球一周为一月，以十二月或十三月为一年，以三年一闰、五年二闰、十九年七闰为规范的历算，一直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文明走向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