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羿代夏

可以说，夏族在发展过程中，是长期与东夷各族相伴而行的。其间有亲密无间的合作，也有相互之间的争斗甚至杀戮。但是，合作与融合始终是主流，就是在争斗过程中仍然还会有夷夏之间的融会和合作。

东夷与中原的华夏族很早就有十分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大禹治水过程中，东夷首领益曾经是禹的主要助手之一。他的刻苦耐劳和大公无私得到了禹的赞赏。在治水过程中，他“予众庶稻，可种卑湿”，推广水稻种植，此功永不可没。治水成功后，益得到大禹的重用，被派去当掌管山林川泽兼祭祀的官员。责任很重，可他干得很出色。禹晚年，如果实行的仍是传统的禅让制度，那么益理所当然的是主要候选人之一。但是，当时传子制度已是大势所趋，由于“益干启”，最后启杀了他。从历史的大势看，启做得对，因为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但是，这样夷夏之间就结下了一定程度的冤仇。

按《后汉书·东夷列传》的说法：“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孔子“欲居九夷”之说也见于《论语》，这本身说明华夷之分是相对的，甚至是难辨的。孔子老家所处的曲阜，本来就是夷人分布区。九夷族大致分布在今山东、江苏和安徽的北部地区，而每个地区又都是华夷杂处的。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有古代夷人的大量文化遗存。不论是从考古还是从典籍角度看，华夷之分都是相对的，其间的矛盾和斗争当然会有，但合作和融合始终是主流。

正当太康的五个弟弟对他进行劝诫的时候，原先居于东方的夷人中的一支西进，进入了夏王国统治的核心地界。应该说，夷人所居的东方，也早已纳入夏王国的版图，这一点常会被一些史家所疏忽，认为夷人的“因夏民以代夏政”是另一个国家的人来主持夏的国政。其实不然，既然他们当时已是夏王国的一部分，他们的西进也只能算是这个王朝的内部斗争而已。夷人的首领觉得夏中央政府内部闹起的兄弟矛盾，太混乱了，于是带兵来到了中央地带，“代夏政”，目的还是要按照原来的规矩把夏国治理好。

跑到中原来的是“有穷后羿”，其部族因居于“穷”地，而称有穷氏。有专家考证：“因山东半岛为海水所环抱，限制了其活动范围，故称有穷。”既然大海限制了他们活动的范围，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是难以向更东的海上伸展自己的势力的，但西方是可以发展的方向，这就会与地处西方的夏发生摩擦。

“后羿代夏”的历史，主要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和《帝王世纪》等典籍，其基本内容是说，羿进入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大约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涉及太康、中康、相三世。这段时间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后羿干夏政”，那是太康和中康时期。羿倚仗武力打进来后，当起了太康的“相”。“相”就是国王的助手，但实际权力操在羿手中，什么都要按他的那一套去办。太康不听话，羿就把他废了，立太康的弟弟中康为夏王，自己仍然当助手。中康是比较听话的，反正当傀儡，一切听羿的。因此中康得了个善终，一直到生病死去。

中康为帝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执掌天文历法的羲、和不愿听羿的指挥，故意把天文历法搞乱了。这可是件了不得的事，夏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度，天文历法一乱，农事就会受大影响。于是，羿就以中康的名义派出一位大将军将羲、和征服了，恢复了天文纪事的正常性。

中康死后，羿又让中康之子相继位。大约相不太听话，也许相还是羲、和闹事的背后指使人，不多久羿就废黜相的王位，自己当起夏王来了，这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即“后羿代夏”阶段，也就是史书上说的“有王与无王”中的“无王”阶段。“干夏政”是干涉夏的朝政，禹王世系的人至少在名义上还在当政。“代夏政”是直截了当地把大禹世系的人赶下台，自己当王，一切都得听他的，一切按他的路子去走。

正当后羿雄心勃勃地想大干一番的时候，他自己的部族内部却生出了枝节。与后羿一起来到中原打天下的另一个名叫寒浞的部族首领趁后羿不备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并勾结后羿的“家众”，把后羿给杀了，自己当起了夏王。这段历史也算在“后羿代夏”的阶段。这也算是夏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了。可是，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没有提及，唐人司马贞写的《史记索隐》称其“疏略之甚”。

至于一些史籍指称后羿和寒浞“不修民事”，语焉不详。但对后羿被寒浞谋杀这件事却有所描述，说后羿醉心于游猎，平时任用寒浞代他治理政务。寒浞对后羿怀有二心，私自培植自己的党羽，企图篡夺王位，最终趁后羿外出之时，勾结了后羿的“家众”，将后羿杀了。寒浞取而代之，篡位为王。

依传统的说法，后羿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而寒浞早先追随后羿，后又用阴谋手段把后羿杀了，显得太残忍。对此段历史具体分析，更有利于实事求是地对待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也更符合历史的客观。

夏代太康、中康、相时期华夷各族的相互关系大体脉络是清楚的。“后羿代夏”数十年，事实上切断了夏王朝的世系，对新生的传子制度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至少给夏以后的统治者一个警示：要想使传子制度千秋万代地实行下去，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