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启艰难的建国历程

夏启创立夏王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事变。它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还标志着原始公社制社会的终结、阶级社会的开创。虽说建立与原始氏族制度迥异的国家制度的条件大致已经成熟，但是，人们在与原始公社制相对应的“禅让”制的旧轨道上行进的时日太久了，要一下改弦易辙，实在不易。习惯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当一种新制度面世的时候，它总会面临种种巨大的阻力和挑战。

“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孟子的学生万章提出的问题很尖锐，此时距离夏启建国已经差不多一千七百年了，社会上仍然“人有言”，就是还有人对禹传位于子有质疑，可以想见“至于禹而德衰”这样的责难，不只后世会有，在禹与启父子政权交接的当时也会有。原先是禅让，现在破天荒地要传子了，是不是意味着一种道德的沦丧？刚刚站到历史前台的夏启，必须在这样的诘难面前做出回答和解释。

承继了禹之道的夏启，甚至可以说比他的父亲禹更懂得舆论的力量。“至于禹而德衰”，这是一种舆论的挑战，而回答这种舆论挑战的，只能是新的舆论武器。

在这点上，年轻的夏启显得从容而练达。他在寻找舆论武器。一旦寻找到这种武器，他就会毫不留情地给对手以致命的一击。

夏启的建国之路确实不平坦。从大量史料来看，益与启之间，是爆发了激烈斗争的，甚至兵戎相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容成氏》有这样的记载：禹先是让位给益，启表面上不敢反对，但心中另有所图。等禹去世，启马上采取了突然袭击，一举击败了益。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攻益自取”。一些学者依据孟子说的“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认为益被启击败后，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据《史记索隐》记载，益是“秦、赵之祖”，舜当政之时，他成了中央二十二名当政大员之一。大禹去世后，在夏启的强力打击下，益虽然失去了大权，但仍然带着他的人马徘徊于新都的郊区，伺机东山再起。启看情势不对，就断然下手杀了益。

屈原在他的《天问》中告诉后人另一个故事，描绘了一种新的斗争格局：在这场你存我亡的斗争中，夏启的势力一度居于下风，启曾被益拘禁。可是说来也怪，正当启大难临头之际，却借助某种势力从拘禁的祸难中逃了出来，然后重新集结力量，把益打败并杀死了他。

上述种种，由于年代久远，具体的史实可能有出入，但却道出了这场斗争的剧烈和曲折。

强势的皋陶虽然死了，可是，他的集团势力犹在。企图干扰启继位的益，虽然被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了，而其旧部还在。尤其是与夏同姓的有扈氏在关键时刻竟然起兵闹事。而不少百姓也对传子制度的合法性充满着疑虑，对旧有的禅让制度有着一定程度的留恋。这些都要求夏启做出应对和决策。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急形势下，夏启去了一次涂山。在此时，夏启还有情趣游涂山吗？严格地说，这次夏启的涂山之行，不是浏览自然风光的“游涂山”，而是到涂山去寻找舆论武器。涂山对夏人来说永远是一块福地——这是启母涂山女的故乡，这是启的生身之地，最为重要的是，这是大禹曾经大会诸侯的风水宝地。“夏之兴也以涂山。”（《史记·外戚世家序》）夏人视涂山为圣地，国家每有兴亡事，必问于涂山。启此次故地重返，是要寻找建国受命的“祯祥”。对此，《史记·龟策列传》有言简意赅的记述：

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占卜之习，古已有之。而将占卜用之于社会国家，大约是起于三代的。“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以为龟藏则不灵，蓍久则不神。”用作“卜”的是龟壳，从烧灼后龟壳上的纹理中测定吉凶。用作“占”的是一种蓍草，称为神草，从神草的变化和倾倒的方位中测定弃取。有时为了庄重和严谨起见，要将蓍占和龟卜综合起来定夺。在夏殷时期，占卜完后，就要把占卜物“弃去之”，以强化其神秘感。当然，国之大事的占卜，要由能通天的专门的神职人员来实施。

夏启真是个绝顶聪明之人，为了“建国”，为了“事业”，他要利用“卜筮以助善”，就是说，通过占卜来证明自己继承父亲王业的正当性，开创传子制度的合法性。

在中国历史上，夏人以信鬼、信神、信上天闻名。夏启显得很大气，他要告诉世人：谁说了都不算数，只有通过卜筮，让上天来说话，这是“不易之道”。

在夏启的主持下，卜筮仪式在高耸入云的涂山顶上开演。在庄严的气氛中，夏启带领众人向上天祷告，最后由巫师宣告“涂山之兆”的结论：从上天那里获取的结论是一个“从”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从兆”。

何谓“从兆”？中国的古典文献《仪礼》郑注称：“从者，求吉得吉之言。”又说：“从者，纵心所欲也。”巫师按照“从兆”做了解释：上天的意思是，传子是“求吉得吉”之道，也就是当下最大的吉利事，当政者完全可以放开手脚“纵心所欲”去做，不要顾忌一些人的反对。同时也在告诫那些反对传子制度的人，再也不要坚持禅让制度了，那样做是逆天行事啊！

夏启的舆论造势声势浩大，正气凛然且天衣无缝。“从兆”并不是启的意思，是上天的昭告！

在“信天”观念达到顶峰的那个历史时期，夏启这样做的精神力量可以说其大无比。《史记》说“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这么一次涂山之兆，胜过十万雄兵，原先振振有词说禅让怎么好的那些人，顿时噤若寒蝉，不敢再发声了。

接着夏启召集天下万国的部落酋长开了“钧台大会”。从形式上看，这是一次新主上台举办的大型酒会，美酒、美食用青铜鼎和彝尊装盛，唱《九歌》奏《九韶》，隆重地宣示了天子威仪和夏的强盛。为了暂时避开夷族的锋芒，夏启又西迁大夏，建都安邑。

不料，百密一疏，同姓的有扈氏还是起兵反启。一场战争在所难免。

为了保证战事的必胜，在征伐有扈氏前夕，夏启发表了声势凌厉、措辞严峻的文告，这篇文告就是只有八十八个字，却在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甘誓》。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夏启发布的战争动员令，也是决一死战的宣言书，其中没有豪言壮语和长篇大论，简洁而震撼人心，由此也足以证明夏启征服人心的理由就是奉行天命。《尚书》中所载《甘誓》原文不长，不妨照录如下：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其意是说，夏启将要在甘进行一场决战，于是召集了六军的将领。夏启号令说：“啊！六军的主将和全体将士，我要向你们宣告：有扈氏违背天意，轻视关乎民生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竟然敢怠慢天子所任命的三卿。上天因此要断绝他们的国运，现在我只有奉行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左边的将士如果不善于用箭射杀敌人，你们就是不奉行我的命令；右边的将士如果不善于用矛刺杀敌人，你们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驾车的将士如果不能使车马进退得当，你们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服从命令的人，将在祖庙神主前得到奖赏；不服从命令的人，将在社神神主前受到惩罚，把你们降为奴隶，或者杀掉。”

这里就“三正”做些说明。“三正”有几种解释，一种说法是《史记集解》引郑玄的说法：“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又一种说法是“三正”即“三事”，也就是正德、利用、厚生。还有一说，“三正”即三长，即由天子任命的三卿，提出此说的是清末学者俞樾。通观全文，此处取“三正”即三卿说。

这就是夏启率领将士亲自出征前的檄文，简短但干脆果断，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震撼力。

这篇文告的关键词有两个：“威侮五行”“行天之罚”。

先说“威侮五行”。文告说，有扈氏有两大罪状，其一就是“威侮五行”。五行是金、木、水、火、土，都是与民生关系密切的东西。有扈氏破坏了民生资料，这个罪大得不能再大了。其二是“怠弃三正”。这里说的“三正”是指天子任命的三卿，是为民办事的最高层官僚。

再说“行天之罚”。在夏人（后来的历代王朝统治者都这样认为）看来，一个人、一个氏族、一个部落、一个国家，它的生存、发展或夭亡，都是由“天命”管着的。天命是无常的。“天”会根据你的言行决定让你继续生存发展还是凋零灭亡。由于有扈氏有这样两条大罪状，上天必将采取“天罚”的强力手段，剥夺其生存的权利。这篇文告明确了“天罚”的对象有两种人：一是罪不可赦、作恶多端的有扈氏，他竟敢起兵谋反，反对上天定下的天子继承人；二是不去身体力行实施“天罚”的人，即所谓“弗用命”的人，对这些人也决不宽容，有的要被杀死，有的则会被降为奴隶。而代表上天实行“天罚”的，就是夏王。

这种“威侮五行”“行天之罚”的理论，在此后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中一直沿用。在一段时间里，可能你是天命所在，但是，如果你敢“威侮五行，怠弃三正”，那么对不起，天会“剿灭其命”。“威侮五行”对历代的统治者起到了警戒的作用，“行天之罚”又对讨伐者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哪个统治者如果胆敢违抗天命，胡作非为，那么天下人人可以起而诛之，打起“讨伐”的大旗，推翻逆天行事者，建立新的王朝。

在夏启发明的这种理论指导下，中国历史上实现了多次的改朝换代。

夏启构建的“威侮五行”“行天之罚”的理论，一下把企图起事的有扈氏逼到了历史的死角。大约对有扈氏的战争如风卷残云一般，十分顺利，《史记·夏本纪》只是轻描淡写地用“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九个字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