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九州的划分

大禹成为司空、主持治水大局以后，干的最重要的事，除了治水，就是“定九州”。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进行全国性的地理区域划分。这个划分是有一定依据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禹贡》）在大禹之前，五帝也进行过地理区域划分，但主要是依据名山大岳划分的。我们常说“四岳”，尧舜时期还要定期举行“四岳会议”。所谓“四岳”，就是四座名山及其周边地区各作为一个地理单元，但地域的明确界限是不太清晰的。这次禹划定九州就大不一样了。他亲自攀山越岭，驾舟渡河，进行实地考察，范围比四座大山广了很多，然后通过对“高山”和“大川”的综合考察来划定九州的四至和疆域。这是与禹的治水经验密切相关的。从中也可以看出，通过治水，我们的民族在进行区域划分时除了依据举目即见的高山，也把大河纳入视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在州与州的交界线上，先民还“随山刊木”——就是在分界线所在地区的树木上刻上特殊的记号。

关于禹“定九州”的地望，《尚书》和《史记》都说得有点儿玄乎，倒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吕不韦说得清楚明白。“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吕氏春秋·有始览》）他把大禹划定的九州与战国时代的列国疆界联系起来讲解，比对起来，吕不韦的说法与《尚书》《史记》的说法略有差异，比如把梁州和雍州归并在一起，称西方，认为那是秦地，另外又新添了一个位于北方的幽州——有变化，也更现实和清楚了。这样看来，禹“定九州”的确是针对当时所谓的“天下”的。

禹划定九州的依据除了众所周知的自然地理因素外，更为重要的依据是当时天下多个文化区系的基本形成。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以为，新石器时代在中国的广大领域内已经形成了六大文化区系，那就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区，以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文化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文化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文化区。苏秉琦强调：“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李学勤先生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西北文化区，合称七大文化区。这些文化区大致上是与禹划分的“九州”相对应的。或者说，当时大体上已形成的六大或七大文化区，正是大禹划分九州行政区的大体依据。可以想见，通过禹对九州的划定，必能更好地促进各大文化区特色的显现和交融的加速。

禹是一个办事特别认真的人，他认为“定九州”是件特别重要的事，必须亲自带领僚属去干。划定州界的工作是从冀州开始的，那是五帝中的尧、舜二帝的政治中心地带，也是自己生身的那个华夏族的生存故土。他这样做，一是为了表示对尧、舜二帝的尊崇，二是为了弘扬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他要通过划定冀州拿出个标本来，嗣后的区域划分都得按这样一种模式来办。事实上也是如此，后面其他州的划定取的都是“冀州模式”。

禹为何要花那么大的劲划定九州呢？《左传·襄公四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西晋人杜预又注曰“启开九州之道”，在此多少做些回答。

一是为了明确“芒芒禹迹”，也就是要证明十三年治水的业绩。当是时，普天下的民众都在说大禹治水如何了得，都在说禹的功绩是谁都比不上的，可是事实呢？他要用事实来加以证明，一边巡视一边划定州界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向世人证明治水业绩的过程。

应该说，记录在《尚书·禹贡》中的证明材料还是十分丰富、具体、生动而有说服力的，比如在介绍兖州时说道：济水与黄河之间的一大块土地称为兖州。此时，黄河下游的九条河道已经疏浚，畅通无阻，用以蓄水的“雷夏泽”已经建成，并且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大洪水时期有大批民众到丘陵高地上去避灾，现在已经扶老携幼地回到平原上居住了。在那里，野草生长得特别茂盛，树木的枝干特别修长。人们在宅前栽种桑树，开始养蚕织布了。这是一幅农家和乐的全景图，也可以理解为对治水成就的歌功颂德图。听到这样的描述，还有谁会怀疑大禹治水的成果呢？

二是为了利于“经启九道”。治水的成功不是整个事业的终结，而是新的事业的开始。可以说，禹在划定和巡视九州的过程中，也时不时地寻找着存在的问题，以求及时加以解决。即使一时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良方，大禹也要把问题提出来，让后人适时地加以解决。

其实，好多事情都不是十三年就能解决的。大洪水带给人们的灾难是极为重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非要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治理才能得以恢复，在这一点上，大禹表现得既自信又清醒。在讲到冀州的状况时，大禹既指明壶口工程已经启动，梁山和岐山已经开凿，又强调这两大工程都还没有完工，需要长期的坚持。在讲到扬州和荆州的状况时，大禹指明这两州都存在着大量的“涂泥”，也就是滩涂地带的低湿地。这些低湿地如果不去利用，可能成为滋生病害的基地，如果好好利用，将可以增加大量的可耕土地。在讲到冀州、青州的状况时，大禹都提到了“厥土惟白壤”的问题。中原和山东半岛一带的土壤应该是黄土或黑土才对，怎么变成“白壤”了呢？原来这是大洪水过后的必然现象。因为大洪水把海水中的大量盐分带到了陆地上，大洪水退去后，就在土壤的表层留下了白色的盐分。要清除已经渗入土地内部的盐分，可能比治理洪水更困难。要大禹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不现实的，但话说回来，大禹敢于直面这个现实，就是极为了不起的。

就说“壶口工程”，当年已经启动了（《史记·夏本纪》“既载壶口”），但是他没有说已经完成，完成壶口工程那是千百年后子孙的事。大禹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以看成是对后人的深情嘱托。约两千年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亲自指挥群臣去堵塞瓠子的决水，从这个意义上讲，汉武帝也是“大禹治水”遗嘱的一位杰出执行人吧！

三是为了有效“监治天下”。这是“定九州”的根本目标。黄帝时代是天下万“国”，黄帝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那么多的“国”，怎么管也管不了。后来黄帝为了强化天下的一统性，“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结果收效甚微。天高皇帝远，你怎么管也管不了他。到了尧、舜时代，好了一些，设立了“四岳”，由他们代表天子管理四方。但是，由于这种管理缺乏经济上的联络和政治上的依托和认同，还是形同虚设。

而禹设立的九州制度就很不同了。它把天下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利益攸关、步调一致的经济、政治、文化共同体。

九州制度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区划，它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它宣告了“九州攸同”的政治原则，也就是九州域内的所有人，不管来自哪个氏族、部族、民族，不管来自东方、西方、南方、北方，都得“攸同”于“九州”。一个人首先是个“九州人”，然后才是冀州人、青州人、扬州人……这个观念是禹首创的。正是从这一观念出发，防风氏不把“九州”的“天下共主”当回事，该杀，该戮！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禹建立九州后，还建立了严密的州牧制度。这样就不再是天高皇帝远了。州牧就是天子的代表，你听天子的就得听州牧的。

九州制度也是一种经济制度。各地的气候条件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也不同，矿物资源条件也不同，这样发展经济的状况也会不同。这种不同要受到中央政权的督察，看是不是充分利用了本州的有利因素，回避了不利因素，同时也要看与中央的整体规划有无抵触。因此，这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民生制度。禹以重视“厚生”著称，哪个州忽视民生，他是决不答应的。禹是把“九州攸同”与“四奥既居”连起来用的。他告诉天下的各氏族，如果你真心赞同九州和睦相处，那你首先要让天下四方的百姓安居乐业，有吃有穿。这就是民生。

九州制度更是一种贡赋制度。“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史记·夏本纪》）贡赋制度是禹的一大发明。在他之前，“贡献”是献给上帝和鬼神的，祭祀时放在供桌上的那些吃的用的，就是“贡献”。禹是把贡赋制度大大世俗化了。你不是承认天下一统吗？你不是对天下共主怀有敬畏之心吗？那好，就请你献上你的贡赋来。下面，我们就来讨论大禹创立的贡赋制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