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十三年功成

从开始治水到功成名就，禹一共用了十三年的时间，不算短，也不算太长。这进一步说明鲧的治水为禹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同时，禹的成功也与自身的聪明才智分不开。“禹为人敏给克勤”（《史记·夏本纪》），他这个人一是思维敏捷，想出了许多新点子；二是勤奋刻苦。有了这两条，还有什么艰难困苦不能克服？

首先，禹把整体的设计和局部的治理结合起来。

以前的治水只注重局部，到哪里就治哪里。如果是小规模的洪灾，那样做还可以，但是，这次大洪灾遍及黄河、长江流域，那就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规划。禹也是这样做的。“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就是说，登上各地的高山，在山上树立标志，用科学的方法测定全国各高山大川的形势，查明发生洪患的原因。然后，根据局部的不同情况，定出治水方略来。

这是件比治水本身花费精力更大的活儿，显然，单靠禹率领的这支队伍是不够的，但是，要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治水成功，非这样做不可。禹把情况向舜做了汇报，并请求各部门积极配合。舜听罢认为有道理，马上派了最得力的干将去支援他。“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史记·夏本纪》）益是东夷的著名首领，又是舜帝麾下主管山林河道的虞官，有他出面，山川的普查和治水工程的开展方便多了。后稷是周部落的始祖，又是舜帝麾下主管农业的最高长官，有了他的助力，治水工作就更能得到广大农业部落的帮助了。

为了从全局上把握治水工程，禹还积极调动各种力量。契是商部族的始祖，他就是因为“佐禹治水有功”而受到奖掖的。当然，助禹治水对他自身也有好处，这样做提高了他的威信，“百姓以平”，没有人闹事，社会就太平了。秦地处西陲，当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对都要落后些，但是，秦人在协助禹治水上很积极。当时秦的首领叫大费。他不只分担了秦地的治水要务，还为禹出了许多好主意。后来禹平水土成功，舜帝赐给禹玄圭，禹却说：“治水能成功，不是因为我有多少能耐，很大程度上倒是仰仗大费的辅助。”（事见《史记·秦本纪》）

其次，禹把“堵”和“疏”的治理方法结合起来。

有人以为，鲧治水的失败，是因为一味使用“堵”的方法所造成的恶果。这话不全面。其实，堵是治理水患的一种重要方法，就是千年之后的当今之世，此法也不能废。大禹治水不是废止堵法，而是实施堵疏结合、以疏为主的治理方法。

禹治水的方法是以疏为主。《墨子·兼爱中》中有所描述，大致说出了大禹时代疏河的情况。大禹在天下的西部，疏通了西河和渔窦，用以泄出渠河、孙河、皇河之水。在天下的北部，为了防止原水、泒水的泛滥，经过疏导使之注入后之邸和滹沱河之中。让黄河在砥柱山分流，凿龙门，以利于燕地、代地、胡地、貉地以及西河的老百姓。在东部则开泄大陆的积水，防止孟诸之泽泛滥，分流为九条河，以此限制东土之洪水，以利冀州之民。天下的南边，就要疏通长江、汉水、淮河、汝水，让其东流入海，以此灌注五湖一带的地方，用以造福荆楚、吴、越和南夷的民众。

墨子描绘了一幅天下疏河的全景图，虽然不尽准确，但由此可见，大禹治水的范围绝不像某些学者说的只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当也包括在内。

最后，禹把治水和治山结合起来。

山水相连，“穷山”与“恶水”总是关联在一起的。客观地说，洪水滔滔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山的挡道引起的。《诗经》中有载“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说的就是大禹开凿吕梁山的事。吕梁山位于今山西省的西部，处于黄河和汾河之间。这么大一座山，它的余脉伸展到黄河和汾河中去，造成水流不畅，一到汛期，就会泛滥成灾。

大家知道中国有“愚公移山”的故事，其实，这一故事发生在龙门一带，故事中“愚公”的原型很可能就是大禹。大禹治山过程中，最大的移山工程大概莫过于“凿龙门”这一工程了。在黄河的三门峡一带，黄河的河心有一座石岛，因为它状若砥柱，因此被人们称作砥柱山，“中流砥柱”一语就典出于此。那个地方人们称之为三门峡，因此砥柱山也叫三门山。《水经注·河水》：“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

在整整十三年的治水过程中，凿通砥柱山的工程至少花了两个年头。

有这样的传说故事：为了考察黄河水情，大禹亲自驾一叶扁舟，到砥柱山一带去考察。一看，原先那么开阔的河水，到了砥柱山一带就狭窄了不知多少。整整一座山长到河道里去了，河道能不狭窄吗？禹驾着小舟前后左右看了个够。最后，大禹带领众人，把山凿出通道来，让水分流而过。“山陵当水者凿之”，山挡住了水，禹就带着治水大军凿山，多么气势恢宏！

龙门则是黄河的咽喉，位于今山西省河津市西北与陕西省韩城市交接的黄河峡谷出口处。此处两面大山，黄河夹中，河宽不足四十米，河水奔腾破“门”而出，传说唯有神龙可越，故称龙门。相传此“门”也是大禹所凿，所以又叫作禹门。此处有一块横空出世的石台，据传是大禹治水过程中督工的地方，因而被称为“相工坪”，是龙门的一大景观。

对西周青铜器遂公盨铭文的考释，提供了关于大禹治水传说的最早文字材料。当代学者李学勤先生认为，遂公盨铭文所言“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说的是夏禹治水之事，说明大禹受命治水，功不可没，泽及当世，传颂万代。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翔实的关于大禹的文字记录，表明早在两千九百年前人们就已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夏代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人们为表达对禹的感激之情，尊称他为“大禹”，即“伟大的禹”，并建大禹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