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国考古学会前副理事长苏秉琦老先生，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表述：“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认为，这一表述是明确的，也是准确的，它以粗线条勾勒出了文化中国的基本框架和大致走向。

被誉为“中国史学之父”的司马迁，矢志于“通古今之变”，开创了具有“实录精神”的中华史学传统。嗣后的两千余年间，史著汗牛充栋，记述着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然而历史研究并不容易，有文字记载的殷商三千多年以来的文明发展史还较易梳理，而更前面的夏代以及先夏期的历史，则长期浮游在是真实的信史还是缥缈的传说之间，让人难以定夺。就拿夏代来说吧，大圣人孔夫子一面说“夏礼吾能言之”，一面又慨叹于“文献不足”。说白了，单凭现存的那些被太史公称为“不雅驯”的文献资料，要想叩开早已掩闭的上古文明的大门，简直是不可能的。

然而，希望还是有的。一种文明一旦产生，即使再久远，它也会在后人的记忆库中留下某种若隐若现的印记，这就是神话、传说故事的由来。正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的，“研究古代社会和古代人的思想，不能离开神话传说”。更为重要的是，“昨天”和“前天”的文明，虽说会由于某种难以解读的缘由而在地平线上消逝，但往往会在大地的深层留下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一旦人们用现代化的手段去除掉厚厚的历史尘埃，就能撩开它的神秘面纱。近百年来的地下考古发现，包括近年来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于一炉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让沉睡在地底下数千年的先人“起死回生”，重新站到历史的前台来诉说当年的史事。豫西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让原先迷惘混沌的夏代文明史，陡然清晰起来。

偃师二里头一带，是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故事中多次提到的夏民居住和繁衍的地方。当这里出土的属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的耒、耜、凿、锛、锥、钻等当时的先进农业工具放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越来越相信一个初步进入农耕社会期的夏代的存在。当这里出土的铜片、铜鼎、铜爵、铜觚、铜斝、铜盉、铜铃、铜泡和其他铜饰品，以及使用了合范法浇铸的器物放在人们面前时，人们发现“禹铸九鼎”具有了历史的可能性。当总面积有一万余平方米的被世人誉为“华夏第一都”的大型宫殿基址被发掘出来后，夏代文明的领跑地位得到更多人的承认。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使人们对夏王朝之前的先夏文明以及更古远的六千年、七千年，甚至一万年前的文明起步期的历史产生了极大兴趣。考古发掘极大地推进了对夏代文明的研究，使人们对夏王朝的认识不再停留在所谓“精神时代”的层面，在地下文物的发掘中，我们将渐渐看到这个王朝活生生的实体。

本书作者要告诉大家的是：在四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建立了夏王朝，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天下一统”。这个王朝绵延了四百多年，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这个王朝虽说早已成为历史，可直到当今，世界各国还是称中国为“华夏”。

孔颖达在为《左传·定公十年》作疏时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这是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对“夏”与“华”的最为经典的解读。“夏”的文化品格是什么呢？就是孔颖达说的“礼仪之大”。中国是礼仪之邦，而这个“礼仪之邦”的“大”起于何时呢？很明确，就起于夏代。无怪乎二里头遗址发掘出那么多的礼器了。以鼎和爵为代表的精美礼器，实际上在向我们说明：夏代是开创了礼仪之邦先河的了不起的时代！

实际上，孔圣人早已点明了中华礼仪之邦是发轫于夏代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里说的“因”，就是继承。孔子是在说：殷朝的礼仪是从夏朝那里继承来的，周朝的礼仪是从殷朝那里继承来的，有这样一种继承关系，“百世”以后的中华礼仪也是可想而知的。从孔子到当今，快“百世”了，可我们不少的华夏后人还不知“礼仪之邦”的“根”在哪里呢！

“礼”之发轫于夏代，以宏阔的视野观之，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从万“邦”林立到整合万邦并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夏“国”亟需一套制度、手段、象征来凝聚邦国，如此，结合当时风俗习惯而对人的行为做出规范的“礼”便呼之欲出了。

研究夏史有许多事要做，但追寻夏礼的来龙去脉，剖析夏礼的实质内涵，指出夏礼在整个礼仪之邦建设中的杰出贡献，应该是一个中心议题。夏礼不是简单的条条框框，而是深刻具体地作用于国家的建设，作用于人的品格养成的具体行为。因此，它渗透于农耕农事，渗透于民居和宫廷建筑，渗透于慎终追远的祭祀，渗透于新兴的传子制度，也渗透于人际关系的一切领域。这些都是要求我们花大力气去加以研究的。我们这部《中华王朝的开端：夏》要表达的新意也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