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的形成与发展（二）

（三）宋学的演变阶段

两宋之交，社会历史发生了急遽的变化，连带学术也产生了深刻的转变。自元祐更化起，王安石新学开始受到打击，钦宗以后，新学的官学地位遭到取消，新学日益衰落下来。政治改革的失败、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使人们开始反省自身，力图通过加强内在的德行修养来解决时下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宋学进入了内在的演变过程，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脱节，力求通经致用的义理之学蜕变为注重反躬内省的性理之学，宋学走向沉寂。熙宁、元丰年间兴起的以二程为代表的道学适应局势的变化和人们的需求，逐渐兴盛起来，在南宋分为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两大派系。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在南宋中后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与之相对立的则有吕祖谦的金华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以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金华、永康、永嘉三派又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号晦翁，祖籍徽州婺源，出生于福建南剑尤溪。朱熹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时间跨度近五十年，但实际从政时间不过十余年，他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著书、讲学之中。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理论，理或天理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最高哲学范畴，它不仅是宇宙之本体、天地万物的根源，还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源泉。一切封建道德的准则和礼仪，都是理或天理的体现。他通过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一分殊等逻辑环节，论证了理的绝对至上性和普遍必然性，从而建立了庞大的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以天理论为基础，朱熹提出了他的人性论，其基本观念是“心统性情”说。他认为性与情是心的两个方面，性为心之体，情为心之用，而心是统摄性情的总体。此外，朱熹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人性思想，对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天命之性专指理而言，是纯粹至善的，而气质之性是理与气相杂构成的，所以有善与恶的两重性。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道德伦理思想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主要内容是“理欲”“义利”之辨。朱熹将“天理”与“人欲”作为一对道德伦理范畴，与本体论、政治论联系起来，进一步阐发论证，成为道德伦理思想的核心环节。他进而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总纲领，对二程“灭私欲”“明天理”进行了发挥和修正。所谓“义”，即按天理的要求做应当做的事情，而“利”则是人的私欲，对待义利应该坚持“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在认识论方面，朱熹提出了自己的“格物穷理”说，他吸收了二程相关学说的部分内容又对其有所发展，使自己的学说具有较多的辩证法思想。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以儒家伦理学为核心，糅合释老，集周敦颐的“太极”阳阳、二程之“理”、张载之“气”为一体，融会贯通，建立起广博繁杂的包括自然、人生、社会等诸多方面在内的逻辑体系，不仅在更广阔的领域内丰富、发展了哲学内容，而且对这些范畴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辨析精详，把古代哲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宋明理学发展至朱熹，才确立了独特的学术规模与体系，奠定了其确然不拔的基础，影响了尔后六七百年学术思想的走向。朱熹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首屈一指的。

张栻，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汉州绵竹人。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以他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在南宋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本体论方面，张栻一方面继承二程的理本论，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另一方面又强调“心”是万事万物的主宰者。这就构成了他与程、朱观点的不同之处，程、朱论“心”的地位和作用，只限于性与情中，并最终受制于理，张栻则把“心”的主宰性放大为“贯万事、统万理”，以至主宰万物，从而呈现出“心学”的思想倾向。义利之辨向来是宋代理学家重视的问题，张栻把明义利之辨看作治学的首要途径，这是他对宋代理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张栻认为，义、利之间的对立实质上是天理、人欲之间的对立，援天理于义，援人欲于利，这是张栻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通过这种方法，他引申出其“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论，论证了封建伦理纲常的天然合理性，达到了巩固等级秩序的目的。在人性论方面，张栻则继承和发挥了二程“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性二重论。张栻在南宋思想家中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位，他以“理”为万物之本，又强调“心”的主宰作用，可以被看作是“理学”向“心学”转向的发端人物。

陆九渊，字子静，抚州金溪人，曾在贵溪象山居住讲学，自号象山居士，世称象山先生。他构建了与朱熹思想不同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是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开创者。在陆九渊的思想体系中，“心”是最高最具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将宇宙和心等同起来，这一主张奠定了其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基础。他提出了“心即理也”的著名命题，将“心”提升到本体地位。“心”取代“理”成为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和主宰。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认识的对象不是客观事物，而是“本心”，只要反省内求，认识本心，万物之理便能不解自明，从而提出了一条“切己自反、反省内求”的认识路线。与此相应，在道德修养方面，陆九渊提出了“存心去欲”的道德说教主张，认为只要修养本心，格除物欲，便能达到本心的清明。陆九渊与朱熹二人的哲学思想，一为主观唯心主义，一为客观唯心主义，虽然在思想体系内存在诸多分歧，但在本质上属于理学范围内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陆九渊心学作为南宋理学的主要一翼，与程朱理学共同构成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吕祖谦，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婺州人。吕祖谦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婺学”，也叫“吕学”，后人为与同起婺州的陈亮永康学派相区别，又称之为“金华学派”。吕祖谦的哲学思想兼取二程、朱熹、陆九渊之长，又受陈亮、叶适事功学派的影响，具有调和折中主义的因素。余英时把吕学称为“宽容、开放和多元的一种儒家典型”，就是指吕祖谦学术中不主一说、兼采众长的特点。在本体论方面：他一方面继承二程的哲学思想，将“理”或“天理”作为他哲学的最高范畴；另一方面又强调“心”的作用，企图调和理学和心学两派的分歧，以缩小或削除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既有以“理”为本的客观唯心主义，也有以“心”为本的主观唯心主义，而在实际上他的思想更偏向“心学”，较明显地表现出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与此同时，受叶适永嘉学派的影响，在吕祖谦的哲学思想中，又多少含有一些唯物论的因素，这表明吕祖谦之学不主一说、调和折中的色彩。在认识论方面，他一方面倡导朱熹以“穷理”为本的“格物致知”说；另一方面又拥护陆九渊提出的以“明心”为主的“直指本心”说，又汲取永嘉、永康学派某些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因素，强调对客观事物要“精察”，致使其认识论驳杂而矛盾。在人性论方面，吕祖谦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又吸取张载、二程“气质之性”的观点，以说明恶从何来，在本质上与张、程、朱大同小异。受陈亮事功学派的影响，吕祖谦的思想中多了一些经世致用的因素，他提倡治经史以致用，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这是吕祖谦与那些空谈道德性命的理学家相区别之处。

陈亮，字同甫，号龙川，世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人，“浙学”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的学术思想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师承，多自读书交游而得，他与吕祖谦、陈傅良、叶适等人过从甚密，学术上互相启发。陈亮早年攻读四书，留意于性命之说，后觉与理学格格不入，于是独树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实现了其学术思想上的较大转向。陈亮的宇宙观与程朱理学不同，针对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观点，他提出了“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舍天地则无以为道”的重大命题，把天地宇宙的一切看成物，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事，事物是宇宙间唯一的客观存在，强调道贯通于事物之中，不能离开事物单独存在，批判了理学家所谓离开具体事物而存在的道。在陈亮的哲学思想中，务实二字是最突出的特征，他反对程朱理学空谈性命之说的流弊，力主务实，主张言论、学说、意见等不能脱离实际，要解决实际问题，不能空说一阵而束之高阁。他以“实事实功”的功利主义思想，与朱熹就义理与功利、王霸之分、动机与效果等论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陈亮的务实哲学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了生机，使实学在我国哲学发展的源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为实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理学批判者的先驱，陈亮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叶适，字正则，温州永嘉人，人称水心先生。叶适是与陈亮齐名的一个重要思想家，以他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是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的重要学派。叶适提出了“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指出“物”是天地间最根本的存在，肯定了物质的第一性。道寓于物中，不能离开物而存在，不懂得道就不能概括物，不了解物就不能获得道。道虽然广大，能总结一切理，贯通一切事，但最后还是要归之于“物”，这样才不至“散流”。以此为基础，叶适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论，他批判了理学家“格物穷理”的认识论，认为认识的对象和目的应该是客观事物，认识来源于客观事物，离开客观事物就没有人的认识，不能以主观意识代替客观事物，认识是否达到极致，需要以客观事物来检验。与陈亮一样，叶适也注意事功，他认为义理与功利是相联系的、统一的，义理不能离开功利，义理只能在功利之中，如果没有功利，所谓道义就是一句无用的空话。叶适这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对当时流行的理学禁欲主义道德观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在我国伦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金华、永康、永嘉三派虽然在一些具体的认识上不尽相同，但在事功观点上基本一致，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事功学派吸收了北宋新儒学的精髓，强调实际，务实效，与理学在天理观、义利观、历史观等问题上针锋相对，成为南宋独树一帜的学术流派。事功学派反对空言，多引史事作为立论的依据，从历史中寻求济世之道，因此其代表人物在史学领域都取得了极深的造诣。所谓事功学派，只是由于以上三派在重事功、务实学方面的一致追求而将之归为一派，实际上，各学派在一些具体问题方面多有不同主张，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

文治昌盛、武功不竞，这是后世学人对于宋朝历史特点的总结。应该承认，宋代的学术文化确实超越了前代，实现了儒学的再一次繁荣，达到先秦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次高峰，开此后元明清学术的先河，影响直至近代。由于理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后世往往用理学来取代宋学，忽视了两宋时期诸多学派的异彩纷呈，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看法实际上是对宋学的一种误解。宋学兴起之初，诸派相互辩难，以经世致用、实现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为最高追求，促成了宋学的兴盛。南宋以后，在深刻的社会历史剧变洪流中，学人在外部的挫折下转向反躬自省，学术的发展逐渐与社会现实脱离了关系，文化的发展转向内在的沉淀。脱离了实际，宋学也就失去了其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转向保守僵化。南宋中晚期，理学占据了官学的主导地位，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建立起高度精致、完整的理学体系。然而，理学在达到顶峰的同时，也预示着其未来发展空间的局促，开启了其走向衰落的大门。

结语

宋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唐末五代以来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屡见不鲜，儒家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遭到极大破坏。为避免割据夺权的乱象重现，宋代统治者重视社会道德观念的重塑，宋儒也以重振儒家思想尤其是三纲五常为己任，开创了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宋学。

“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被视为宋学之先驱，他们开启了宋儒解经不重训诂、强调义理的先河。他们重视“性与天道”的研究，倡导“明体达用”和“尊王”之学，为宋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指明了某些方向性路径，也揭开了后来宋学借助儒家经典创立自身理论体系的序幕。但是，他们的思想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也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理论，故不能称为宋学真正的开创者。

北宋中期以后，王安石新学、苏轼蜀学、张载关学、周敦颐濂学和二程洛学等学派相互辩论，宋学进入大发展阶段。其中，周敦颐和张载将世界本原的观点引入宋学，从本体论的高度阐释人世间的道德伦理观念，实现了佛、道教义与儒学的融会贯通。在传统儒学向新儒学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为建立宋学体系提供了一种新模式。程颢、程颐兄弟运用“天理”这一概念，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有机联系在一起，更为系统地确立了宋学的基本范畴。至南宋，宋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以二程思想为核心，吸收了北宋以来的各派儒家学说，进一步阐发和深化理学思想，最终构建起一套庞大而系统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两宋思想界极度活跃，宋学内部多元并包，理学仅是其中一个重要侧面。与程朱理学一样享有盛名的陆门心学和浙东事功学派也作为宋学的分支，蓬勃发展起来。陆门心学吸收禅宗的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陆门心学与朱门理学展开了长久的交锋，是宋学的重要一面。与理学、心学的唯心主义倾向不同，事功学派代表人物陈亮、叶适均认为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以此为基础，事功学派形成了独特的认识论，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重，批判理学家虚谈性命的观念。尽管程朱理学、陆门心学和事功学派在诸多问题上见解不同，但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流派在思想内核上无疑是互为补充，共同促进了宋学，乃至古代伦理学的繁荣。

无论是程朱理学、陆门心学，还是事功学派，宋学各分支流派都有这样一个显著特点，即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同时吸纳佛、道思辨哲学，宇宙生成以及万物化生等理论及精神修养方法，形成了一套囊括天地宇宙和人性义理以及具有思辨性的理论体系。

毫无疑问，宋学的成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它将中国古代哲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明清以后，宋明理学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被推崇为官方正统学说，占据官方学术的主导地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