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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制度(二)

书名:追宋:细说古典中国的黄金时代作者名:游彪本章字数:3826更新时间:2024-05-25 16:40:02

(二)白银货币性的增强

铜铁钱面额低并且笨重,不便携带,加上铜铁钱分区流通,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各地物资交流。而隋唐时作为实物货币的绢帛本身不具备良好的材质,容易污损朽败,在宋代逐步退出了流通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贵金属白银的货币化倾向日益增强,使用数量较前代大为增加,使用范围也显著扩大。

国家财政支出使用白银的数量一直在增长。具体而言,白银的用途主要有两大项:一是赏赐,二是军费。对文武官员的例行赏赐,如郊祀大礼、圣节等,都要颁赐大量金、银、钱及丝、帛等。至于对官员军功、政绩及其他各种理由的临时赏赐,一次用白银也往往数百、数千两。军费用银更是数额浩大。北宋西北边境对辽、西夏用兵,大批驻军所需粮草仅靠本地赋税无法满足,必须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但如果从京师搬运铜钱到沿边,不仅费用大,运输也极困难,而用银则便于运输,因此宋政府常常拨给边地白银来籴买粮草。南宋军费中的白银主要用于支给兵券,也就是军士俸饷,兵券用银、钱、会子按比例发放,根据乾道八年枢密院所定诸军支给之例,白银所占比重为30~40。

财政收入方面,大凡商税、盐茶等专卖收入缴纳现钱者,政府允许部分输纳白银,所占比例为40~50。真宗景德年间,东西川商税、盐酒税的一半都可以银缴纳。仁宗景祐年间,商人买茶,每百贯茶价中,六十贯用现钱,其余四十贯允许折纳金银等。不仅如此,在四川、浙江、安徽等地,由于不通漕运水路,交通不便,运输粮食、布帛到京师很困难,正税田赋也可以用银折纳。南宋孝宗隆兴二年五月就曾诏令“温、台、处、徽不通水路,其二税物帛,许依折法,以银折输”。

民间经济活动,如馈赠、贿赂、借贷等用银的现象也较为普遍。此外,购买宅院、田地以及珠玉珍奇之物等大额交易,也常常用白银来支付。不过,在宋代,物价还都是用钱来衡定,人们使用银时要先兑换成钱,然后才能使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用白银表示物价或者直接用白银购买日用商品的情况还很少见,这说明白银尚未充分获得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种基本职能,因而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宋代白银形制最普通的是铤形。大银铤重五十两,两端多呈弧状,束腰形,上面多有各样文字,记载着地名、用途、重量、经办官吏和工匠姓名等。小银铤则重量不等,有二十五两、十二两许、七两许、三两许等。宋代的“铤”也叫“锭”,大概因为两字读音相近,后来民间口语中常称“锭”,而很少用“铤”了。

(三)纸币的产生和发展

1. 北宋的交子

早在10世纪末,四川地区就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它的出现和铁钱的使用有着直接关系。北宋四川的成都府路经济、贸易都相当发达,但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却是笨重而面额小的铁钱。按照政府的规定,重六十五斤的十贯小铁钱,其购买力才相当于重五斤的一贯小铜钱,如果要买一匹丝罗,铜钱只要两贯,铁钱却要二十贯,重达一百三十斤。购买力的低下使铁钱在贸易过程中显得十分不便,无法适应商业的发展,交子就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北宋交子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自由发行时期。太宗时,政府在四川停铸铜钱,改用铁钱。为了克服流通的不便,一些富裕的商人自己发行了一种类似收据的楮券,两面都有发行商家的印记,有密码花押,朱墨间错。券上并没有“交子”的字样,式样也不统一。票面金额是临时填写的,领用者交来多少现钱,便给他开出同样数目的交子。整体说来,其本质与兑换票据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在民间经济交往中可以用它来代替铁钱流通。

第二,商人联合发行时期,这一时期的交子得到了政府的许可。至迟在大中祥符年间,可能还要早,因为当时发行交子的十六家富商已经衰落,出现了交子不能兑现的情况。发行交子的富商称为交子铺或交子户,他们取得交子发行权要付出一定代价,比如每年为官府负担盘量仓库、修理塘堰等出夫出料的费用。此时的交子用统一的纸张印造,票面上印有房屋、树木、人物的图案,仍保留了密码、花押、图章等,票面金额也仍是临时应领用人的请求填写,不限多少,只要交付现钱,便发给交子,随时可以兑现。不过,兑现时要收3的手续费。除成都外,四川各地还设有交子铺分店,因而交子的流通更加广泛。每年丝蚕米麦将要收获之际,商人和普通百姓都急需流通和支付手段的货币,这时交子的发行量也最多。然而,发行交子的富商往往将收进的现钱挪作他用,一旦经营不善,资产亏损,交子就不能保证及时兑现,从而破坏了交子的信用,以致挤兑、争讼数起,最后只好由官府出面干预。由于私人经营的种种弊端,自仁宗天圣元年起,交子便收归官营了。

第三,官办时期。天圣元年十一月,宋政府设置益州交子务,第二年二月开始发行官交子,发行与流通都有相应的规范。与私人交子一样,官交子也是临时填写金额,但数目有规定的等级:起初自一贯到十贯;仁宗宝元二年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并规定十贯交子占发行额的80;神宗熙宁元年又改为五百文和一贯两种,分别占发行额的40和60。官交子分界发行,所谓“界”就是一期,界满后持旧交子换新交子。关于官交子的界分,史书记载不一,或说三年一界,或说两年一界。因为古人按农历计算,所以实际上每界交子的流通时间是三年不到而两年有余。每界交子发行限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这是最高额,并不是每界实际的发行数字。官交子的发行准备金是用四川通行的铁钱,大凡每造一界需三十六万缗,相当于发行限额的28。

交子的流通原来仅限于四川地区。仁宗庆历年间,因西北边防吃紧,曾先后两次发行交子六十万贯,借支给秦州充作军费,这样,交子的使用范围首次扩至四川以外的地区。神宗熙宁年间,为了解决西北用兵带来的财政困难,宋政府又在河东和陕西发行交子,但因为缺乏足够的准备金,最后都停罢了。

2. 徽宗时的钱引

交子改为官办以后,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大体上是稳定的,一贯交子一直能保持足价或九百数十文的价格。从哲宗绍圣年间开始,随着四川交子供应给陕西的数额日益增加,交子的发行量也不断扩大,增发数额少则数十万贯,多则至数百万贯,导致交子价格大跌。徽宗崇宁、大观年间,交子制度出现了重大变化。崇宁三年,京西路也开始使用交子,四年改为钱引,通行范围更广,除闽、浙、湖广、东京开封府外,其余各路差不多都可以使用。此时四川仍然保持着交子旧法,至大观元年,益州交子务才改为钱引务,但当年发行的纸币仍用旧印,大观三年始改印钱引新钞。河湟用兵费用至此基本全靠纸币解决,因而发行额陡增。崇宁四年钱引的发行额为二千六百五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当年又增造了五百四十万贯;大观元年增造五百五十四万贯,超过天圣年间一界的二十倍,两界并用则超过四十倍。通货膨胀造成了纸币的严重贬值,后来政府发行纸币不再有准备金,一贯钱引只值几十甚至十几个钱。

3. 南宋的纸币

南宋时纸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通货,不仅流通范围遍及东南、两淮、荆湖及四川各地,且种类繁多,最初使用关子,后一度改为交子,但最通行的是会子。

宋朝南渡之初,已经有关子流通。高宗绍兴元年,因婺州屯兵,交通不便,难于运输现钱,于是政府让商人出钱,在婺州换领关子,商人持关子可以到杭州榷货务领钱或茶、盐、香货钞引。所谓钞引,就是贩卖茶、盐、香货的许可证。因此,关子最初带有汇票的性质。由于政府常发行关子用于籴买米粟,民间也效仿官府使用关子,因而关子在流通领域中实际已与纸币无异。

绍兴年间,南宋也曾发行过交子,在杭州设置交子务,试图在东南各路流通,但因缺乏准备金,不久就停止了。

会子原来也起源于民间,称为“便钱会子”,仍带有汇票的性质。从绍兴三十年开始,会子收归官营。其流通范围最初限于两浙,后来遍及东南各路,并扩展到两淮、湖北、京西等地,纳税和交易多可使用,成为流通中最主要的货币。会子的面额最初为一贯,后来又增发了二百、三百和五百文三种面额。从绍兴三十年到乾道二年,会子的实际流通额为九百八十万贯,数量还不算大。但在当时的战争状态下,加之南宋铜钱减少,会子带来通货膨胀已在所难免。孝宗乾道四年规定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限,已经是北宋交子界额的八倍以上。淳熙三年开始两界并行,光宗绍熙元年又曾三界并行,到宁宗庆元元年遂把每界的发行额增至三千万贯,开禧北伐之后,嘉定二年的会子流通额在一亿一千五百万到一亿一千六百万贯之间。会子的价格也随之一路下跌。淳熙十二年,一贯会子在杭州值钱七百五十文,到庆元元年跌至六百二十文,嘉定三年只值三四百文,而且往往离都城杭州距离越远,会子的价格越低,在江西、福建的一些偏远地区,会子贬值更加严重。

除了会子,南宋还有许多地方性的纸币。如川引,即四川的交子,在北宋末年改为钱引后,到南宋仍继续使用;关外银会子,绍兴七年镇守川陕的大将吴玠创行于河池,以白银为本位,行于鱼关寨及阶、成、岷、凤、兴、文六州,面额有一钱和半钱两种,与川引有一定比价,银会四钱抵川引一贯;铁钱会子,孝宗隆兴元年创始,流通于兴元府、金、洋等州,面额分一百、二百和三百文三种;湖会,创于隆兴元年,分五百文和一贯两种,最初专用于湖北,后通行到京西、荆湖南北地区;淮交,乾道二年印行,面额为二百、三百、五百文和一贯四种,只通行于两淮地区。

理宗绍定四年,蒙古军攻川陕,绍定五年,两界会子共计三亿二千九百多万。端平元年蒙古灭金,南宋面临亡国危机,通货膨胀也日益恶化。及至贾似道独揽朝政,于景定五年发行所谓“金银现钱关子”,或称“铜钱关子”“银关”,一贯抵旧会子三贯,废会子不用。然而新关子发行以后,物价飞涨,二百贯关子还不够买一双草鞋,南宋经济此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