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狄青到种世衡：被压抑、迫害的武将缩影（一）

为了更好地控制武将，在皇帝的有意引导下，宋代文官掌握了整个社会的舆论话语权，形成了对武将一边倒的歧视与批评。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就在自己的著作中愤愤不平地说，宝元、康定年间，禁军三衙的都知、押班、殿前马步军见舍人时，都毕恭毕敬，称“不敢求见”，舍人只不过派人打发他们而已。到了庆历三年，自己做舍人时，已经没有这个礼节了。但是三衙管军的官员在路上碰到舍人，还是要立即停住马，让舍人先过去。等到自己在外地做了十多年官又回到朝廷任翰林学士时，发现三衙的仪仗相当有排场，看到学士，并不躲避，只是分道而行。这些做法，在欧阳修看来实在有悖“常理”。正因为文臣心里面对武将根深蒂固的蔑视，使他们这种自傲的态度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宋仁宗时期，武将素质进一步下降，一大批怯懦无能、品行低劣的将帅充斥在军营之中。少数一些稍有战功、有军事思想者，在整个社会重文轻武以及对武人高度防范的大环境下，不是仕途坎坷，就是无端受到猜忌、压制。著名的便有名将狄青、王德用、种世衡三人。

狄青一生的际遇，折射出武人在崇尚文治的宋代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也反映出宋朝立国体制的某些深层次弊端。经过宋初几代帝王“兴文抑武”的努力，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军功战绩不再是衡量人才高下、功业、声望的准绳，取而代之的是文学成就。韩琦面对狄青为焦用求情，轻蔑地脱口而出：“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尹洙也曾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终于从唐末五代“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的窘迫境况中脱身而出的文化精英们，不断地强化着文学至上的理念，巩固他们得来不易的国家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在这种局面下，五代时期颐指气使的“武夫悍将”们不复其猛悍之气，不得不在文臣的轻蔑甚至侮辱下退缩避让，小心翼翼地仰人鼻息。宋初功业过人的大将曹彬，“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甚至在街市上与官阶较低的士大夫相遇时，也主动做出退避让路的姿态，其为人所称道的居然是“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尝忤旨，亦未尝言人过失”。宋真宗时期在西陲和河北边境颇有战功的名将马知节，任职枢密院期间与文臣王钦若、陈尧叟议事不和，王旦之子王素追忆，他入朝时见王钦若正“喧哗不已”，马知节则在旁“涕泣”。久而久之，武将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处处表现出谦恭无能的姿态，“以仁厚清廉、雍容退让，释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倾妒”。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宁愿有过，但求无功，以免有“功高震主”之嫌。武将为了躲避擅权的嫌疑而与士卒保持距离，大将知道“败可无咎，胜乃自危”，不惜牺牲士卒生命来保全自己，这无疑是一个病态的政治氛围。因此，狄青的遭遇不过是当时武人所面临的困境的一个缩影，随着文官集团地位的稳固，武将的生存状态愈发压抑。

看尽了五代时期武将们凭借兵强马壮而易置天下的闹剧，文官集团希望永久性地消弭军权对政权的威胁，继宋初实现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兵将分离之后，他们继续在制度上进行探索，至北宋中期形成以文臣为主帅、武将为部将的统兵体制。狄青至西北参加宋夏战争时，就身处这样的体制下。大量不知兵机的文臣掌握了作战指挥权，武将的命运已经不由自己掌握，如果遇到范雍这样的无能之辈，覆军杀将就是等待他们的必然结局。类似李复圭之流的文官，尚且敢于充满自信地授予武将阵图、方略，失利之后又不惮于推诿塞责，无怪乎宋军对外作战屡遭挫折。饱含自尊的士大夫们面对着军事上的不断失利，又不甘心放弃已经到手的地位与特权，只能以自我吹嘘的方式自欺欺人，幻想着战场上的敌人在自己的智谋韬略下望风而降，但幻想终究难以弥补现实的残酷，体制上的积弊也一天天地丧失了救治的良机。

狄青的经历显示，远在前线的武将们想要获得升迁，必须经由文臣统帅的提携。然而与其说这是文臣对武将的认可，毋宁说是一种充满优越感的居高临下的施舍。施舍永远是有限的，文臣已经为武将的活动范围划定了清晰的界限。在文臣掌控的界限之内，甘心居于从属的武将可以加官晋爵；而一旦他们超越界限，与文臣分庭抗礼，立刻会招致文臣群起而攻。这种界限经由国家制度的强化上升为国家意志，文官群体仍然在不断地收紧缰绳，武将的生存空间愈发逼仄。从枢密院的人选来看，经过宋太宗、真宗两朝，文臣逐渐掌握了枢密院的支配权，武官被弱化为陪位的角色，宋仁宗时期，武职出身者在枢密院已完全处于被压倒的局面。西夏元昊自立，宋仁宗召枢密院长官询问边备，诸人竟然都无言以对，宋仁宗愤而将枢密院长官四人尽皆罢免。或许是出于对其他大臣的失望，宋仁宗对狄青的信任是发自内心的，但即便是他，也难以扭转整个文官集团的意志，如狄青这样的良将，仍然难免沦为摆设。从仁宗嘉祐元年罢去狄青、王德用枢密使之任后，一直到北宋覆灭，枢密院几乎成为清一色的文臣衙门，在七十余年的时间里，只有郭逵和种师道两位武将在其中任职。郭逵在宋英宗治平时任同签书枢密院事一年多，大部分时间以陕西四路沿边宣抚使的身份出镇在外；种师道在金军大举攻宋时，被授予同知枢密院事的官职，率军解围，显然也是挂名虚衔。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的枢密院，居然完全没有富于军事经验的武将参与其中。

狄青在其仕宦生涯中，大体上与文官集团维持了比较融洽的关系，最初在陕西得到尹洙的推荐，韩琦、范仲淹的赏识，其后又有余靖为其撰写《平蛮碑》。从狄青生前和身后士大夫集团对他的评价来看，文官集团对他的功业整体而言是予以认可的。因此，包括余靖、欧阳修等人对他的污蔑乃至谩骂，并非源自私人恩怨，而是出于维护文官集团对国家领导权的独占的需要，是维系兴文抑武的国家体制的必需。狄青的功业越盛，官职地位越高，对文官集团的威胁就越大，与国家体制之间的冲突就越激烈，正如欧阳修所说：“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狄青存在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其个体的范畴；罢免狄青的意义，也不限于个人得失。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在士大夫集体攻击狄青时，尹洙、余靖等与他关系密切的文官们并没有为他发声。站在整个文官集团、国家体制的对立面，狄青的悲剧性结局无法避免，他的遭遇反衬出体制的冰冷和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冷酷。

然而就长远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言，狄青并不是唯一的失败者，文臣对从中枢决策机关至地方统兵体系的独占，最终给宋王朝带来恶劣的影响，王夫之评论说：“中枢之地，无一策之可筹。仅一王德用之拥虚名，而以‘貌类艺祖，宅枕乾冈’之邪说摇动之，而不安于位。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气，任以专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为也，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则失算。”当面对金人的虎狼之师时，不知兵机的文臣统兵者们犹如待宰之羔羊，相对于个人而言无可撼动的体制，终究无法抵挡历史的车轮。

与狄青相比，北宋另一名著名的武将王德用的命运似乎要好一些。王德用出身于武将世家，他的父亲王超是宋太宗的潜邸旧臣，在真宗朝也受到重用，虽然他本身不善谋略，作战经常失败，也因此受到处分，但由于皇帝的信任，王超的官位越做越高，死后朝廷赠其侍中，又赠中书令，追封鲁国公。相比于父亲的无能，王德用很年轻的时候就显露出了军事才能。至道二年，宋太宗下令兵分五路，试图一举荡平李继迁。王超亲统六万士兵出征，年仅十七岁的王德用就以前锋的身份随军出征，并带领军队冲锋陷阵。王德用参加的战斗并不是很多，但他在仕途上稳步前进，这可能与他父亲的身份有关。宋仁宗时，想任命王德用为签书枢密院事，王德用推辞说：“臣只是一名武将，得到陛下的信任在军队中为国家效力，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平时不学无术，不堪担当枢密院的职务。”仁宗不答应，将其任命为枢密副使，后又提升他为知枢密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