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版本的选举

旧皇帝已经被废黜，接下来是寻找一位新皇帝。如果宋代人到了现代，熟悉了现代的选举制度，就不会为寻找新皇帝感到为难。但在当时，所有的皇帝都是靠自己打江山或者继承的，和平选举一个新皇帝还是新鲜事。

到底该选谁呢？在这之前，大家都是同僚，一起向旧皇帝跪拜，突然有一天，旧皇帝消失了，要从同僚中选出一个人来，从此以后要向他跪拜，大臣们总感觉很别扭。更何况谁也不敢毛遂自荐去当这个皇帝。即便有人想当，也担心无法服众，没有好下场。

不过金人已经催促了好几次，这个任务不完成也不行。

二月十一，群臣们召开会议，大家大眼瞪小眼不知道怎么完成任务，连话都不敢说，怕惹祸上身。根据后来的传说，当大家都沉默时，突然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了，他的大意是：“既然在场的人都不敢当皇帝，不如选一个不在场的人，应付金人的逼迫。”大家一查，担任过宰执的大臣中，张邦昌不在现场。原来，皇帝出城后，张邦昌正月十五出使金军营地，也被金军留下没有回来，从此，这位前少宰就无法在朝廷替自己推辞了。众人一听都说好，就纷纷选举张邦昌担任新一任皇帝。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张邦昌之所以脱颖而出，并非是群臣们敷衍塞责的结果，而是金人有意选他。

在斡离不第一次进攻汴京时，要求一位宰执和一位亲王做人质，康王和张邦昌慷慨赴行，在当时被视为一宗壮举。姚平仲袭击金军营地时，两位人质实际上已经有了生命危险，只是由于张邦昌与金人关系不错，又会解释，才躲过了被杀的命运。

斡离不北归后，张邦昌成了主和派。他担任了河北路割地使，坚决要求皇帝遵守协议，甚至请皇帝下诏敦促交割，结果得罪了大臣们。大臣们上奏将张邦昌贬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让他脱离了权力中枢。

但张邦昌的“政治面貌”却引起了金人的好感，他是担任过宰执级的官员中最友好的一位。

与现任宰执何㮚、张叔夜、孙傅等人相比，张邦昌都有明显优势。张叔夜、孙傅对于金人的敌意过大，何㮚的执行力不行，让金人不放心。吏部尚书王时雍、开封府徐秉哲属于执行命令的酷吏，在民间威望太差。彻底投靠金人的范琼只是一条忠顺的狗，变不成狮子。从各方面看，张邦昌都是新皇帝的最佳人选。

二月十一选举时，还有另一种说法可能更符合事实。选举当天，已经有消息说，金人对张邦昌最满意，希望城内能把他选为皇帝。官员们开会时知道今天必须选出一位皇帝，否则脱不了身。当人们保持沉默时，尚书左司员外郎宋齐愈见事情僵住了，连忙偷偷询问出使过金军营地的王时雍，金人到底最喜欢谁。王时雍告诉宋齐愈，元帅们最喜欢张邦昌。宋齐愈立刻将“张邦昌”三字写在纸上，出示给大家。由于有人带头了，众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纷纷表示同意，于是张邦昌就被定下了。

在当天给金人的信中，虽然是以留守孙傅的名义写的，但实际上，孙傅并没有参加会议。皇太子出城时，孙傅要跟太子一起出城，被范琼拦截。当晚他就睡在了城门下，等待金军允许他出城陪太子，从此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了。另一位大臣张叔夜也没有签字。所以，送给金人的报告上就少了这两位最重要大臣的签名。

二月十二，金人将孙傅与张叔夜两人带到青城，询问为什么没有签字。张叔夜后到，一见面，金人就告诉他，孙傅由于不肯签字已经被斩首了，如果他不肯签，也会被斩首。但张叔夜表示宁肯死也不签。

事实上，孙傅并没有死，金人只是想逼迫张叔夜罢了。二月十三，金人将孙傅的家属带走，决定带他们北上，从此两人再也没有回过汴京城。

失去了两位最重要的大臣，城内的官员首领换成了吏部尚书王时雍和户部尚书梅执礼。其中王时雍由于与金人直接对接，更是主导者。

二月十三的任务是写一份公开的推戴状，不仅要有文武百官的签名，就连百姓代表也要联署。其中百官赴秘书省签字，士庶僧道的代表去朵楼，军民代表赴大晟殿。推戴书是军器少监王绍起草的。为了防止别人不好意思签名，王时雍首先做了表率，大笔一挥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剩下的人一看，也都服从了安排。

但这一次又有一个人拒绝签名。这个人由于后来名声太坏，甚至人们都不愿意提他反抗金人这件事，而且流传着各种版本，说明他是歪打正着出了名，这个人就是秦桧。

一个版本是这样的，宋代有一个官僚阶层叫作谏官阶层，他们平常属于最激愤的人群，动不动就要给皇帝提意见。在百官签名推戴新皇帝时，谏官们议论，作为帝国的良心，不能不发声就让事情过去了，他们决定起草一封信给两位元帅，要求立赵氏的后裔为皇帝。信写好后，开始联名。恰好秦桧是御史中丞，也就是御史台的台长，官阶最大，就把他排在了第一个。但秦桧本人却并不情愿，只是因为同僚的胁迫，不得不签。这封信于二月十三送到了两位元帅手中，元帅们大怒，之前他们已经下令禁止谈论立赵氏，竟然有人还敢冒犯。二月十四元帅派人将秦桧捉拿归案，从此秦桧也离开了都城。

当然这个版本只是激愤之辞，从现有的证据看，人们更倾向于，秦桧的确反对了立张邦昌为皇帝，并写了信拥立赵氏，才被金人捉拿归案。

但不管是哪种情况，秦桧的这封信注定了他要和皇帝一起被金军带到北方，这才有了后来他的返乡与担任宰相。可以说，南宋高宗的一系列事件都发端于秦桧这一天的“英勇之举”。

金人在确定了新的皇帝之后，却并没有立刻将张邦昌放回。汴京城又经历了混乱的半个多月。在这半个多月里，他们不断地催促着城内将还没有发送的人和物资送出，并希望榨取更多的金银。

如果说，粘罕在没有废黜赵氏之前，对城市还带着一点怜悯，那么现在最后的一丝怜悯已经褪去，变成了撤军之前最后的勒索。

二月十二，金人索要六部人吏出城，他们不缺官，但是缺更加专业的吏。

二月十三，继续要求将宗族男女与十位学官、三十位明经送出城。学官和明经可以提高金人的文化修养，为接管中原做充分的准备。对于三十位明经，金人给了很高的待遇，送上了聘礼，当作老师去尊重，城内官员也送给每人三十万的置装费。三十人都是自愿报名的，最踊跃的是福建人、四川人和浙江人，他们受到了文化阶层普遍的嘲笑，却并不在意，因为他们的家乡距离都城遥远，本身就没有被那么强烈的忠君伦理束缚。这三十人直到二月二十才出城完毕。

金人对这三十人的要求是，不要你们作大义和策略，而是要作乡土方略利害，要实用性的东西。三十人于是纷纷将山川险隘、古人攻占的地理因素等写出来，交给了金人，它们成了日后金军进攻宋朝全境的依据。

二月十四，司天官、内侍、僧道、秀才、盐吏、裁缝、染工、木匠、银匠、铁匠、阴阳、技艺、傀儡、影戏、小唱等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出城。这些人一共运送二十天才结束，每一天都有号哭的人们与无动于衷的官吏。

二月十六，后宫才人出城。

二月十七，何㮚、高俅的家属，以及跟随皇帝在城外的随官的家属出城；记载宗室情况的宗正玉牒、内库藏银出城。这些天一共运送了宫嫔以下一千五百人，亲王二十五人，帝姬和驸马四十九人。

二月十八，由于绢有多余的，金人让再送四百余万匹绢出城。景阳宫的钟，以及遗漏的宫嫔、皇族出城。这一天金人又索要牛车千辆。

二月十九，金军希望弄一批通佛经的和尚过去，有了上次明经的经验，和尚们踊跃报名。有数十人报名，金军最后留下了二十人。他们要和尚，是因为他们认为寨中鬼魅太多，想请和尚作法。

二月二十，金人亲自进入内廷，搜去了大量的珍宝器皿。五代以来历朝皇帝从江、浙、蜀等地收集的奇珍异宝，以及宋徽宗二十多年积累的各种文物珠玉，到此时终于被席卷一空。二月十八要的牛车也派上了用场，一路络绎不绝，国人感慨万分，不敢正视。也从这一天开始，新一轮的搜刮金银又起步了，原因在于，金人从出城人员的行李中发现了太多的金银，认为城内官员没有尽到责任。

二月二十一，为了测试城内还有没有金银，在城内设置了几个卖米的场所，一两金购买米一石四斗，一两银购买米一斗。由于城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人们纷纷拿出金银来买米，于是又收上来许多金银。这件事更让金人感到恼火，增加了对城内的压力。他们丧失了风度，径直进入后宫，看到有人胳膊上带着金银钏，一把撸下就走。

二月二十二，为了防止还有隐匿赵氏宗亲，以二月二十五为期限要求将他们都交出。金人由于掌握了宗室谱牒，几乎没有遗漏下任何一个近亲宗室。如果不是康王提前离开，可能宋徽宗的所有儿子女儿就被一网打尽了。

二月二十三，开封府再送上金七万五千八百余两、银一百一十四万五千余两、表缎四万八千四百匹。

二月二十四，金军点名要两位太学生，名叫黄丰和杨愿，可能是前面出城的三十位明经向金人透露，这两人是太学生中最为出众的。但黄、杨并不想出城，辞以疾病，金人竟然同意他们留下了。他们属于少数金人想要但没有要走的人。

二月二十五，由于金银不足，终于出人命了。为了搜刮金银，皇帝曾经在城的四周设立了四个官员，分别负责一面城墙（及其附近住户）的金银收集工作，他们分别是东壁提举户部尚书梅执礼、南壁提举开封府尹程振、西壁提举礼部侍郎安扶、北壁提举工部侍郎陈知质。此外，还有四名辅助官员，分别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监察御史姚舜明和王候。他们挨家挨户进去发掘了一遍，仍然无法凑足。八人中，以梅执礼的威望最高，他建议，既然无论如何无法凑足金银，不如给城内百姓留一点希望，直接告诉金人，任务已经完不成了，作为官员他们愿意承担责任。当他们的信到达了金军营地，不巧，恰好金人发现人质中携带了大量的金银，加上从二月二十一开始，通过出卖粮食又得到了一部分金银，这证明八位官员的说法是错误的，汴京城内还有大量的金银。

这一天傍晚，八人被带到了元帅面前。一元帅询问为什么金银不足，四位主官均表示的确找不到了。

元帅大怒，问谁是负责人。其余的人战战兢兢，只有梅执礼表示，四人都是负责人。

元帅命令将四位副手各鞭背五十下放回。胡唐老被打死，其余三人号泣着回到城内。梅执礼等人为副手求情未果。

副手走后，元帅让四位主要负责人骑马离开。他们回到南薰门附近时，突然被人叫住，原来元帅的命令到了。他们下马后，被要求跪在地上，依次被杀，头被砍下，让家人用金银赎回，身体扔在了城门口，直到一天后才有人敢收尸。

关于四人之死，金人却有另外的说法。在元帅们煞费苦心地从汴京城敲诈金银时，北方的宋军已经逐渐集结在了康王的名义之下。当时北方城池的占领情况如下：宗泽占据了澶州，闾邱升在濮州驻扎，黄潜善在曹州，赵野、范讷在南京应天府，向子野屯巨野，何志同屯许州。这些将领曾经商议要一同来汴京与金人决一死战，却由于心不齐，加之担心金军从城墙上进入城市，造成破坏，只能在远处观望。

康王的军队虽然不足以进攻，却让金军感到害怕，担心回去时受到攻击。他们听说汴京城内的四壁提举官已经成了康王的内应，提举官表面上帮助金军筹集黄金，实际上却收留残卒，准备乘康王打过来时做内应。金人杀掉四位官员，就是防止他们帮助康王。

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已经无法考证，但至少金军是相信这样的说法的。这也表明金军的占领已经接近尾声了。

二月二十六，开封府推出新规矩，按照官员职级分成九等，每等各摊派一定的金银数目，平民分成三等，也各有数目。比如，最高一级，两府、尚书的摊派是金二十两、银五百两、表缎三十匹。

二月二十九，金人派人到普净寺，这里藏了朱勔家的许多书画，并到油衣库取走什物，再将太医局的玳瑁和药材拿走。

除了不断地搜刮之外，金人的纪律已经乱了套。金军不再满足于在城墙上搜刮，他们下到城内抢夺、搜查，也因此制造了不少事故和火灾。比如，二月二十三，封丘门、陈桥门被金人焚毁。二月二十八，保康门被焚毁，火势一直蔓延到延宁宫。三月初八，烧毁了天汉桥，并波及周围民屋百余家。

随着搜刮进入尾声阶段，政权交接的大戏终于要拉开帷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