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城守将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宋钦宗在吴敏的推荐下见到了李纲。在奏对中，李纲总结了金军出兵的五大欲求，认为他们的军事行动要达到的目的是：第一，称尊号，获得北宋的尊重；第二，索还逃亡者，加强人口；第三，要求增加岁币，获得更多收入；第四，要求犒师，即一次性的物资赔偿；第五，割地。

他认为第一、第二项，对于北宋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应该满足对方；第四项一次性赔偿，对北宋来说只是一次性支出，也可以尽量满足对方。

但第三项，由于宋徽宗许诺的岁币已经很高，加上是持续性支出，每年都要交，所以不能轻易许诺再增加岁币。至于第五项，更是万万不可，这不仅是土地丢失的问题，而是意味着北宋将失去屏障，未来守不住。

李纲建议皇帝在这个指导原则下与金军展开较量，同时不要懈怠军事上的准备。

第二天，宋钦宗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这是李纲第一次跻身于北宋重要官僚行列，但仍然不算是最高的宰执级官员，没有资格参加国务会议。宋代官阶最高的几位官员称宰相，还有几个副宰相称为执政，共同组成最高官员群体。

正月初四，金军正在渡河的消息传到京城，宋徽宗已经离开，宰执级的官员都在劝说宋钦宗赶快逃走。他们大都认为，宋钦宗离京之后的第一选择应该在襄阳一带。

为什么是襄阳？这就要从中国的地理结构谈起。在中国，秦岭—淮河将国家分成了南北两部分，沟通这南北两部分的道路主要有三条，分别是从陕西入四川的西路（也叫蜀道），从淮河到长江流域的东道（宋徽宗逃亡时所走的道路，运河也修建在这条路上），以及从河南中部经过南阳、襄阳到达湖北、湖南的中路。中路位于三条路中间，而襄阳又在中路的中间，所以被认为是中华的地理中心，也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如果宋钦宗逃到这里，比起宋徽宗逃到江南要好看一些，同时也可以说是为反攻做准备。

除了襄阳，也有人建议西去长安组织反攻，也就是选择西路。

如果能进行有序组织，皇帝撤离首都也不算是错误的选择。在全局性战争中，首先要保证的是皇帝的安全，因为皇帝就是指挥系统的最高首脑。其次，等皇帝撤离了，还要对整个首都的平民进行有组织的疏散。平民撤离完毕，军队再入驻，展开顽强的防守，守住都城，并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反攻。

由于金军兵马并不算多，只要组织得当，是可以利用上述策略将他们击败的。

但这样的策略只存在于人们的理想之中，现实却是，由于金军来得太快，朝廷仓促准备，一旦皇帝出走，不仅无法组织有效的平民撤离和军事防御，反而会导致后方的大混乱和战线的崩溃。可以想象，只要皇帝一离开，溃兵立刻就会逃离，把平民丢下不管，而平民由于缺乏有效组织，很可能会出现一次踩踏式的大悲剧。溃军和难民还会冲击其他区域，北宋的军事将彻底瘫痪。

因此，考虑到实际情况，要想组织有效反击，皇帝不仅不能离开首都，还必须负起责任，鼓励士兵，防止哗变。

李纲作为兵部侍郎，在宰执们开会时并没有资格参加。但他越级来到了开会现场与宰执们辩论。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如果皇帝逃走，哪怕是去襄阳，整个大宋江山也就完蛋了。在他的鼓励下，皇帝终于决定留下。

为了让李纲在未来可以参加国务会议，皇帝问下属，宰执级官员中是否还有空缺？恰好尚书右丞有缺，皇帝就现场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尚书右丞虽是执政级官员的最低一档，却让李纲有权参加国务会议了。

直到正月初五，皇帝仍然处于摇摆之中。他的日常用品甚至都已经装车。李纲煽动了禁卫军，让他们表示坚决不走，再以此胁迫皇帝，让他明白即便上了路，也有可能被军队抛弃。皇帝决定不走之后，李纲又用皇帝的名义去强迫大臣留下。他几乎是凭借个人的力量威逼利诱，才将整个朝廷留在了京城。

当天，皇帝在李纲的半强迫半说服下来到了宣德门慰问士兵。皇帝只是象征性地露一下面，李纲与吴敏却借机大做文章。他们在士兵面前大声朗读着事先准备的檄文，每读一句，下面都激动地应和着，直到所有人感慨泪下。

汴京被弃城的危险暂时过去了，但接下来，是怎么守城的问题。由于承平日久，人们不仅忘记了怎么守城，甚至连守城的工具都没有了。我们不妨看一下李纲时代的北宋汴京城是什么样子的。

北宋汴京城包括内城和外城两座城墙，内城（也称旧城），周长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修建于唐朝建中二年；外城（也称新城，罗城）修建于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四月，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

根据传说，宋太祖赵匡胤决定定都汴京时，曾经对城墙进行过一次改造。这次改造的图纸最初是由宰相赵普设计，设计方案颇有唐代风范，城市街道横平竖直，坊市燕然，但宋太祖看了大怒，立刻让赵普重新画了一张图，图上曲曲弯弯，到处是不合几何学的地方。于是，北宋的首都看上去如同一个委屈的古怪城市，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

到了宋神宗时期，曾经试图对城市进行改造，但最后也没有改成，只是增加了一圈女墙作为保护。

宋徽宗大建宫室的时期，终于有机会将首都美化一番。政和六年，改造工程开始，将原来不平的地方都拉直，并扩大了一部分，于是首都外城的周长扩大到了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重修之后，首都的确漂亮了很多，但由于城墙过于笔直，反而容易受到攻击。金人的大炮在四面轰击时，会引起大规模倒塌。

汴京城墙的内城墙一共开了十二个门，东城墙三门：靠北的叫望春门（旧曹门），往南分别是丽景门（旧宋门）、角门子；南城墙三门：中间的叫朱雀门，东面的叫保康门，西面崇明门（新门）；西城墙三门：从南往北分别是宜秋门（旧郑门）、角门子、阊阖门（梁门）；北城墙三门：中间景龙门，西面天波门（也叫金水门，传说中的杨家将的府邸号称天波杨府，就在这个门旁），东面安远门（旧封丘门）。

汴京城的外城墙更加复杂，一共十二个陆城门和八个水门，陆门分别是：东城墙两门，南朝阳门（新宋门），北含辉门（新曹门）；西城墙三门，南顺天门（新郑门），中开远门（万胜门），北金耀门（固子门）；南城墙三门，中南薰门，东宣化门（陈州门），西安上门（戴楼门）；北城墙四门，从东往西分别是长景门（陈桥门）、永泰门（新封丘门）、通天门（新酸枣门）、安肃门（卫州门）。

外城由于有三条大的河流贯穿，又形成了八个水门，供货物进出，每个水门里都有铁闸，随时可以放下，防止外面的敌人偷袭。其中汴河上水门分成南北两个，称为大通门和宣泽门，下水门南北分别称为上善门和通津门，惠民河上水门叫普济门，下水门叫广利门，广济河上水门叫咸丰门，下水门叫善利门。

为了御敌，外城的城门大都带有三层瓮城，扭头开门。所谓瓮城，指的是一个城门不是一道单门，而是在城门位置修建一个与城墙同高的围子（即瓮城），围子上开两个门，一个门对着城内街道，一个门对着城外，人们要从城内出到城外，要先经过内门进入围子里，再从围子经过外门到达城外。敌人来进攻，即便攻破了外门，也只是进入围子里，反而更容易被守军从瓮城城墙上瓮中捉鳖发动攻击。汴京的瓮城是三层，意味着有三个门，更加稳固。

所谓扭头开门，是指瓮城的内外门不是正对着的，人们从城内的街道先经过内门进入瓮城，瓮城里的路要转一个九十度的弯，再通向外门。这种扭头门的设计是为了避免攻城方的大炮直射，也是增加攻城方的难度，加强守卫实力。

不过，御道上的四个门——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由于皇帝经常使用，都修的是直门两重，这四个门就成了防守方最薄弱的环节。

在城墙外，有一条宽十余丈的护城河，名叫护龙河。河两岸遍植杨柳，粉墙朱户，禁止行人往来。城墙上每隔百步就设一个马面，所谓马面，就是比城墙更宽，向城外突出的墙体，由于更厚，不仅可以抵御炮火的攻击，也更容易对付城下的敌人，避免形成死角。马面上有战棚，以及躲避弓箭的女墙。城墙内有专门的牙道种植了树木，每两百步有一个武器库。在首都有一个机构叫京城所，专门负责武器与城墙的维修。

这种看似非常专业的设置，还是只存在于理想之中，现实却是另一副模样。当李纲和宰执们争吵时，京城所负责人陈良弼立刻跑了过来，向皇帝报告首都是守不住的。因为宋徽宗修筑城墙时只考虑了美观，没有想到京城会遭受攻击，因此将城墙的防御功能减弱了。

改造时拆掉了用于防御的木制塔楼（楼橹），考虑到天下太平的局面，楼橹迟迟没有修复，就是有一些旧楼橹，也由于改造工程采取了新式墙面，和旧楼橹的制式已经不合拍了。旧楼橹比较大，在城墙上无法放置，可如果截成两个，又太小了。虽然京城还存着不少木料，但需要五千木匠一个月才能建好。

更麻烦的是，在城东的新宋门外，有一个叫作樊家冈的地方，这里由于接近皇家禁地，在开挖护城河时深度不够，成了防守的最大薄弱点，再补挖已经来不及了。

京城所的人都没有信心，李纲又该如何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