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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葫芦起来瓢

按下葫芦起来瓢

书名:汴京之围作者名:郭建龙本章字数:1954更新时间:2024-05-25 16:24:55

从结果上论,宋徽宗收留张觉已然违背了和约;从技术上论,金国境内老百姓不断逃亡,也让北宋无法遵守和约。

但双方的外交活动仍然在杂音不断的背景下继续进行。

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金国的贺正旦使来到汴京,向北宋皇帝庆祝新年。几乎同时,向北宋宣告金太祖死亡的告哀使也到了。金国使节于宣和六年正月初六离开。作为两国往来的礼仪,宋徽宗为阿骨打的去世穿上丧服,停朝五日,同时派出贺正旦使和吊慰使前往金国。

在双方友好的表象下却暗流不断。除了双方你来我往地为了张觉事件拉锯之外,宣和六年三月,另一个冲突又起来了,这一次是因为一笔模棱两可的粮草问题。

在一年前燕京交割的最后关头,金国突然又让北宋提供二十万石的粮草,为了不节外生枝,赵良嗣被迫答应下来。

虽然这次约定可能是口头约定,没有写入文件,但有证据表明宋徽宗是知道这件事,也同意了的。粮食也可能已经完成了部分交割,也可能拖延下来。但即便宋徽宗知道这件事,却并没有告诉后来的山西统帅谭稹。

现在,金国派使者到山西找到谭稹,要求将去年的许诺兑现。此时的山西正在为军需不足而发愁。恰好这时在山西、陕西、河南一带又发生了一次地震,加之朝廷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从其他地方大刮免夫钱(代役钱),连自身问题都控制不好。听到金国的要求,谭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金人告诉谭稹,这是当初赵良嗣许诺的,谭稹反问,赵良嗣的口头许诺算是凭证吗?

但谭稹的强硬缺乏必要的军事后盾,也就在这时,金人开始进攻朔、应、蔚三州,同时将飞狐、灵丘两个县夺走。飞狐是连接山西与河北的主要通道之一,丢失了飞狐县,意味着宋军在防御上又一次丢失了重要阵地。

鉴于谭稹的失败,宋徽宗再次决定更换山西的统帅。这次被起用的,就是上次被放弃的童贯。

八月初九,童贯重新上台,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招降辽国天祚帝。在与金兵的斗争中,宋徽宗并没有吸取教训,加强本身防御,反而醉心于外交活动。他重新想起逃亡中的辽国天祚帝。此时,天祚帝还在西北一带活动,在游牧部落中依然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结交了天祚帝,就能从侧面对金国施压,减轻北宋的压力。

宋徽宗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一位西域僧人带给天祚帝,获得回信后,又下了诏书,对天祚帝待以皇弟之礼,还赐予宅邸千间、女乐三百人。

宋徽宗醉心于宋辽联盟,却没有意识到,辽国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联合辽国只能引起金国的进一步愤怒。

十一月三十,由于双方矛盾的积累,童贯派遣保州广胜安肃顺安军廉访使马扩、知保州辛兴宗两人前往云中府拜见元帅粘罕,试图解决山后诸州归属及战争难民去向等诸多问题。

马扩此时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军事主义者,他屡次呼吁朝廷加强防卫,打造一条坚固的防线,以抵御金军的入侵。

到了金军营帐,粘罕却并不在云中,接待他们的是代理元帅兀室。双方在极不友好的气氛中见面。兀室为了压制宋使的威风,首先要求他们按照参拜皇帝的礼仪拜见元帅,马扩与他据理力争,结果兀室拂袖而去,将使者留给了高庆裔。

高庆裔告诉马扩,金军重新攻克山后几个州,是为了防止叛乱。交割问题也已经搁置,只要难民问题不解决,北宋违约风险仍在,金军就不可能继续交接。

马扩回到太原,立刻向童贯报告,请求赶快进行军事准备,因为金军已经加强了飞狐、灵丘等战略要地的防务,同时开始训练军队。但童贯却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

马扩是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但童贯所要应付的局面却复杂得多。事实上,北宋的财政在交割完山前诸州之后,已经出现了崩溃的征兆。

在中国历史上,一旦一个王朝将要崩溃,首先归咎的是天灾。人们总会在史书上发现,战乱年份的天灾人祸特别多。事实上,任何时候都有天灾,只是在繁荣时期,一次天灾不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毁灭性打击,皇帝放些粮食,亲戚救助一下,不知不觉间就把天灾应付过去了。只要天灾没有产生巨大影响,史书就可能不去记载。

但如果一个王朝政权正处于下降期,那么天灾发生后,可能社会力量不足以救助灾民,就会产生更多的次生灾害,造成重大损失,这时史书才会记载下来。

从最初组织军事行动(虽然惨败收场,但钱没少花),到赎买燕京,加上金人留下的近乎空旷的城市,要想发展必须首先投入财政支持。由于花费了太多的财力,北宋提高了税收,结果,民间抵抗天灾的能力大幅度下降。

宣和六年记载的灾祸有如下几种:京师、陕西和河东地区发生了大地震;两河、京畿、浙西地区发大水;西北的环庆、邠宁、泾原出现了大量的流民;更大规模的则是山东、河北地区的盗贼肆虐。所谓盗贼,其实是因为搜刮粮草过甚,加上连年凶荒,引发饥荒,榆皮野菜吃光后无以为继,饥民只能落草为寇。其中最大的几起寇乱:山东的张仙聚集了十万众;河北的张迪聚集了十万,高托山更是号称有三十万人;其余一两万的更是不可胜计。

大大小小的寇乱让北宋无暇顾及北方问题,也让北宋对金国的防御系统迟迟无法建立,于是,宣和七年就成了北宋政府迈向败亡门槛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