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战之争

政和六年，是金国和阿骨打收获最大的一年。

这一年正月，辽国发生了内乱，由于不满东京辽阳府留守萧保先的苛政，一位叫作高永昌的渤海人发动了一场出其不意的叛乱。东京辽阳府原来属于渤海故地，是辽太祖阿保机用了二十多年才攻克的。虽然贵为五京之一，但契丹人和渤海人之间的矛盾仍然不时激化。

正月初一夜里，高永昌和十几个同伙喝醉了酒，带着刀翻过了府衙的围墙，来到了大厅。他们借口外面有人造反，前来汇报，直接向侍从询问东京留守的居处。高永昌找到东京留守，将他刺杀，然后逃走。

萧保先死后，当时恰好在辽阳府的户部使大公鼎和东京副守高清臣控制了局势，四处搜查作乱的渤海人，查到了数十人，将他们杀死。不幸的是，这些被杀的并不都有罪，有的只是在恐慌中被枉杀的。这件事传开后，更多的人加入了造反的队伍，附近的州县也出现了乱局。

初三这天，造反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东京辽阳城外，大公鼎叫他们离开，但没有人听从。

初五时，城里终于乱了，有人乘风放火，有的偷开城门，大公鼎等人只好率领残部逃走。辽阳府落入了叛军之手。高永昌成了叛军的头目，自称大渤海皇帝，他乘机占领了辽东地区的五十多个州。

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生女真活动的范围在东北平原的北部，也就是现在的吉林和黑龙江一带，而南部的辽宁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阿骨打和他的大金国还无法染指。女真没有得到的土地，却被高永昌一次出其不意的叛乱拿到了手中。

高永昌唯一没有得到的地区，是位于现在辽宁沈阳的沈州。这里是辽国宰相张琳的家乡，皇帝派遣张琳亲自部署防守，才防止了高永昌得手。

五月份，就在张琳与高永昌鏖战时，突然传来消息，女真人应高永昌之请，于五月二十一前来助战，率领女真的是女真西南路都统阇母。

渤海人本来就是女真人的远亲，高永昌寻找帮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张琳却以为这只是高永昌释放的假消息。

到了五月二十一那一天，女真人果真出现了。张琳被这出乎意料的帮手吓住了，只好逃走，沈州被女真人占领。

不过女真并没有把沈州交给高永昌，而是自己占领了。不仅这样，女真人击退了辽国燕王耶律淳的进攻后，还对高永昌发起了进攻，将他击败杀死。女真人的野心到这时展现无遗，他们不仅想要东北平原北部，还想获得整个东北平原，从而向辽国全境扩张。

经过辽国的这次叛乱，女真人乘人之危成了最终的胜利者。

女真的胜利曲折地传入了北宋的耳中，于是，主战派又开始跃跃欲试了。第二年初，边将不断地上报，说在宋辽边界处的易州出现了频繁的军事调动。主战派将之认定为辽国将要对北宋有所行动。

童贯也被皇帝从西北调回，开始准备应对北方的事态。

童贯准备军事行动时，恰逢北宋财政处于一个花钱的高峰时期。就在政和六年，宋徽宗答谢道士给自己带来儿子的上清宝箓宫刚刚修建完毕，皇帝雄心勃勃地开始准备他一生中巨大工程的顶点——艮岳。

由于钱不够花，蔡京等人也在不断地给他开辟新的财源。就在公元1116年，在另一个宦官杨戬的帮助下，宋徽宗开始建立一个叫作公田所的机构。所谓公田，原本是指属于皇帝的田庄。在北宋初年，有不少田地是没有主的，但到了末年时，所有这些无主的田都已经被人耕种。宋徽宗时期，皇帝和大臣们突然开始打这些土地的主意，将它们化为公田，要求农民必须缴纳租金，也就是公田钱，才准予耕种。

不仅是公田钱，在丈量土地时也做了手脚。大观四年，宋徽宗为了多收钱，做过一次变革，将长度单位做了变更。之前人们使用普通的“尺”，但皇帝以符合礼仪为借口，将尺的单位缩小，推行“乐尺”。所谓乐尺，是根据礼乐的要求重新设计的长度单位，一乐尺比普通的尺稍小，结果按照普通尺计算出来的一亩，换算成乐尺的亩，就变成了1.08～1.09亩。通过单位换算，北宋的土地亩数就可以多出来8以上，由于每亩的税率不变，从理论上，皇帝的税收就可以增加8。

在缴纳公田钱时，也必须按照乐尺的亩来缴纳，更加重农民的负担。

童贯负责北方事务时，人们为了讨好童贯，不断地将辽国的消息传到朝廷。有人透漏燕山以南的易州和霸州都有军事调动。

童贯不断地催促皇帝赶快起兵。他不仅通知了河北地区的将帅做好准备，还动用了中央禁军。到了二月中旬，先头部队已经出发北上。经过占卜师的占卜，三月上旬的某个黄道吉日，成了大部队出发的日期。

但在出发前，皇帝却犹豫了。在几个月前，皇帝派出了一个外交使团去往辽国，正使是一位名叫陶悦的人，他的职务是司封员外郎，出发前皇帝又给了他太常少卿的头衔；副使是来自霸州的李邈。按照约定日期，这个使团已经接近回来的时候，宋徽宗下令童贯暂时不要发兵，而是等着外交使团回来后，再根据情况做最后的判断。

二月二十五，使团回来了。刚进国门就碰到了童贯，童贯让陶悦第二天先到自己府中汇报一下，再去找皇帝。

第二天，陶悦准时来到了童贯的府邸。童贯首先问陶悦：“听说辽国已经准备入寇，对吗？”

陶悦对童贯的问题很吃惊，表示并没有看到辽国入侵的迹象。在路上，他们每天都按照计划行进，没有听说入侵，也没有被要求改变道路，一切都很正常。由于他们走的是宋辽之间的大道，如果辽国在做军事准备的话，他们在道上必然能看到。辽国如果不想让他们看见，会寻找借口请他们改走小路，免得和军队遇上。既然没有改道，在大道上也没有军事调动，就证明辽国并没有准备入侵。

童贯还不死心，说这只表明使者走的路上没有军事调动，其他地方也许已经调动了。

陶悦很不识趣，继续反驳，表示虽然听说女真和辽国在边境上有冲突，但燕山以南的内地一切正常，人们的耕作、生活都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有听说大批的军事行动。至于所谓霸州和易州的情况，也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总之，辽国是正常的。

如果按照陶悦的说法，辽国并没有针对北宋的军事行动，童贯就没有理由出兵。

童贯不死心，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试图让陶悦改口，甚至侮辱他获得了辽国的好处。陶悦正色回答：“像我这样的读书人，怎么会因为对方的厚礼隐匿敌情呢！”

童贯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第二天，使臣上奏皇帝，宋徽宗下诏，将已经出发的禁军召回，北伐之事暂时搁置了。

这一搁置就是好几年，直到五年后陶悦死了，北伐还没有踪影。

但北宋与女真的联系却在这段时间建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