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挽狂澜的四重奏

2013年7月25日，突尼斯的共和国日，议员穆罕默德·布拉米正带着他的妻子和女儿开车外出。突然间，一辆摩托车疾驰而来，追上了他的汽车，摩托车后座上的人向他连开14枪。当天，这位人民运动党的领袖死在了医院。

这次政治暗杀，与当年早些时候发生的另一次暗杀一起，将突尼斯的民主化进程彻底推入了危机之中。2月6日，另一个反对党领袖、民主爱国运动党的贝莱德，几乎以一模一样的方式被刺杀。

在两人被刺杀前，突尼斯已经成了2011年席卷阿拉伯的革命的最后样板。穆罕默德·布拉米被暗杀前的一个月，埃及国防部长塞西发动政变推翻了穆尔西，建立了强人政权。突尼斯这个革命的首发地和堡垒，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人们对台上的温和穆斯林政府正在失去耐心，担心它的无能和腐败无法给突尼斯带来安全和繁荣。这两起政治暗杀，更让人们对当时的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像埃及人一样，逼迫政府下台。

那么，这块阿拉伯革命最后的热土，也会和埃及一样重走回头路，告别革命，拥抱强人吗？

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当埃及穆尔西政权被推翻的时候，人们回头看一看突尼斯，发现埃及的问题也恰好就是突尼斯的问题。与埃及一样，在突尼斯执政的竟然也是穆斯林兄弟会！

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出现几十年后，除了在本国发展，还成功地将宗教理想输出到了整个中东地区，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分支机构。这些机构与埃及本部保持着或多或少、若即若离的关系，又有很强的独立性。

在突尼斯，穆斯林兄弟会的这个分支被称作复兴党。在本·阿里执政时期，这个组织也被定成了非法组织。随着“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原政权被推翻，各地的穆斯林兄弟会纷纷从地下变成了地上。穆斯林兄弟会的突尼斯分支，也摇身一变组织了政党复兴党，并一跃成了突尼斯的最大政治势力。

革命后，突尼斯决定成立一个制宪大会，负责制定宪法和选举临时总统。这个制宪大会有217个席位，由人民选举决定。复兴党一举获得了其中41的议席，远远把其他政党抛在了后面，第二名的共和党只获得了13.4的席位。

随后，复兴党和共和党、劳工自由民主论坛三大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由共和党党首蒙塞夫·马祖吉出任临时总统，而实权则落入了复兴党手中，由该党推出总理并组内阁。到这时，同样是推翻独裁，同样是宗教保守派的穆斯林兄弟会获得了新政权，突尼斯革命与埃及革命的发展惊人一致。

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一样，复兴党也是温和的宗教保守派，并不主张暴力，试图通过合法途径慢慢地回归宗教社会。然而当它上台后，宗教主张中与民主政治不协调的因素逐渐凸显出来。

突尼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制定新宪法。这个宪法如果规定了政教分离原则，就是世俗的；如果加入了太多的宗教成分，必然引起宗教回归。所有的人都知道宪法的重要性，都不想在宪法问题上让步。于是，制宪大会立刻陷入了激烈的争吵和四分五裂的状态。

在这样的状态下，执政困难重重。埃及的穆尔西无法解决这些困难，让埃及的经济举步维艰，渐渐失去了民心。突尼斯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最初，人们预期一年内就能制定宪法，并根据宪法进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但一年过去了，政治僵局仍然存在。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民主都是不一样的。世俗左派希望建立福利政府，世俗保守派更强调经济自由，温和的宗教保守派认为宗教化并不妨碍民主，而极端的宗教派则试图否定民主原则。世俗派、温和派的信心都在政治死锁中被消耗殆尽。

这其中，矛盾最为激烈的是世俗左派与极端宗教派，世俗左派希望毫不妥协地把民主原则贯彻下去，并打碎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依靠穷人和劳动者建立政权，而极端宗教派则把世俗左派当作最大的敌人。

两位被暗杀的政治家都属于世俗左派，而制造谋杀的人则是极端宗教派。执政的复兴党政权属于温和宗教派，然而，由于这个政党的群众根基在于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他们不敢对极端宗教派采取措施。

经济政策的无能、社会稳定的逐渐丧失，终于也让突尼斯人民忍无可忍。在埃及人走上街头、协助军方推翻穆尔西统治一个月之后，突尼斯人也走上街头，要求保守的复兴党政府下台。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国家的民主革命也将以悲剧告终。

然而，人们却忽略了突尼斯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成熟的社会组织。到了他们出手的时机了。

虽然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进程看上去如此相似，但埃及社会是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分化的两极中，一方是前政权的既得势力组成的上层结构，另一方是带有宗教化倾向的底层百姓。长期在台上的穆巴拉克不允许任何成熟的反对势力存在，使得人们把执政者及其阶层赶下台后，找不到任何有执政能力的人来接替下台的人。群众只能在推翻还是接受一个政权这个两难选择中做出抉择。

在突尼斯，当政治家们陷入僵局无力解决政治死锁时，一种平行的权力却在发展之中。首先出面的是突尼斯总工会及其领导人侯赛因·阿巴西。

在西方世界，工会往往是一个与现有社会结构对抗的角色，他们善于搞罢工和游行。然而，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工会都是世俗派和民主派。当突尼斯进入危急时刻，要么陷入宗教恐慌，要么回归强人政治，工会领导人阿巴西意识到，要保住革命的成果，必须由工会和其他超越党派的世俗性组织联手，来推动变革，避免像埃及那样走回头路。

为什么是总工会？因为突尼斯总工会成立于1946年，会员有5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它深入到了全国各个行业之中，拥有着卓越的动员能力。也只有总工会出面，才足以与复兴党这样同样拥有强大群众基础的组织相对抗。

阿巴西还意识到，仅仅靠工会组织是不够的。工会虽然强大有力，却缺乏足够的财富支撑。阿巴西此刻想到的是另一个组织，也是工会的长期对手：突尼斯工商界联盟。

UTICA的成立只比总工会晚了一年，拥有17个行业联盟、24个区域联盟和216个地方联盟，代表了突尼斯全国15万的工商阶层。

如果说总工会是“咱们工人有力量”，那么工商联盟就是“金钱就是力量”。如果两者能够结合起来，就有了逼迫政治家们妥协的力量。

但是，总工会与工商联盟长期以来一直是对头。总工会代表了雇员，是政治上的左派，而工商联盟代表了雇主，是政治上的右派。突尼斯的企业家大都信奉伊斯兰教，这既是一种保护色，也与工会的世俗派倾向相对立。同时工商联盟还与前独裁者政权藕断丝连，其前任领导人与独裁者本人就是亲戚，在革命中被迫辞职。

到了2013年，工商联盟由一位女企业家瓦迪德·布查玛维伊领导。幸运的是，布查玛维伊和阿巴西一样看到了政局的危险。她意识到，如果现在不出手拯救革命成果，让突尼斯陷入彻底的失序，首当其冲遭受损失的就是突尼斯的工商业和中产阶级。

以叙利亚为例，当叙利亚陷入内战后，社会已经没有发展经济的空间，大批的工商业人士要么逃离该国，要么被各种军事集团胁迫而倾家荡产。突尼斯绝不能走向这条路。

两个曾经对立的组织决定联手，这是全国对话联盟能够形成的关键性一步。

在获得了工商联盟的支持后，阿巴西将目光转向了两个更加专业的伙伴：突尼斯人权联盟，以及突尼斯律师联盟。

于是，一名女商人、一名工运分子、一名人权活动家、一名律师，这四个看上去不搭界的人走在了一起，他们联手改变了突尼斯的政治进程。四个组织代表了突尼斯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他们以法律为武装，并拥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超越了政党的功利性，只想保持住突尼斯的稳定和革命成果。

2012年9月，突尼斯全国对话联盟成立的时候，突尼斯的政坛正处于危险之中，人们纷纷上街游行要求执政党下台，然而执政党复兴党却坚持不下台。与复兴党对立的大部分是世俗性党派，他们或左或右，但首先防范的是复兴党回归宗教政治。不过，反对派们很难与复兴党达成和平协议，看上去似乎只有学埃及暴力推翻政府一条路可走。

与此同时，反对派42名制宪大会议员辞职，使得制宪大会陷入了停摆状态，政治彻底陷入僵局。

9月17日，对话联盟第一次亮相就展现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以阿巴西为主角的联盟领导层意识到，以往革命之所以失败，在于人们往往有要推翻的目标，却没有新的建设目标。以此次危机为例，人们明确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复兴党政府，但推翻之后如何建立新的政府，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话联盟不想以一种含混的方式出现，所以在亮相伊始，就以中间人的身份抛出了一份明确的路线图。他们把自己定位成中间人，而要撮合的双方则是执政的复兴党政府以及反对派。在路线图中，他们明确提出撮合的目标有四点：

第一，由于执政不及格，现任政府必须下台，但如何让其体面地下台？不能简单用反对派替换掉现任政府，而是要在公正选举的情况下，让现任政府把权力交给一个重新选举的中立政权。

第二，既然要组成新政权，那么必须协商出明确的选举步骤和日期，并着手组织。

第三，突尼斯的新宪法还久拖未决，双方要求差别很大，对于新宪法制定也必须有明确的日期要求。

第四，各方必须做出保证，支持突尼斯民主化转变中要经历的各种步骤和措施。

由于有明确的目标，并且这些目标和建议都是公正的，对话联盟一炮打响，很快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在参加制宪大会的各个党派中，绝大部分都同意支持这个路线图。由于局势恶化得很快，现任政府知道与其等待被推翻，不如体面下台。9月28日，复兴党政府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同意留下三个星期讨价还价的时间，如果三个星期内能够敲定路线图上的各个细节，那么政府将在三个星期后辞职。

绝大部分党派支持路线图，同意谈判，以及政府同意谈判取得成果后辞职，这是对话联盟获得的第一个胜利。

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顺利。三个星期过去了，政府却没有辞职。

问题出现在，政府与反对党之间没有达成令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对复兴党来说，他们知道一旦离开了权力，许多政治要求就会被搁置，因此希望趁在台上时把宪法确定，在宪法中可以塞入一定的对宗教进行保护的条款，避免突尼斯走向完全的世俗化。对反对派来说，在自己上台后再制定宪法更加有利，也更能巩固世俗化成果。

双方僵持不下时，以阿巴西为主角的对话联盟作为中间人决定利用场外因素进行施压。10月23日，已经等不及的民众开始了密集的游行，呼吁复兴党政府下台。第二天，总工会号召举行全国性的总罢工，来逼迫政府做出选择。

在对话联盟的软硬兼施之下，复兴党政府被迫再次回到了谈判桌。10月25日，谈判继续，人们焦急地关注着谈判的进程。

谈判的焦点仍然在宗教问题上，双方已经同意了信仰自由。作为回报，世俗派也做出让步，承诺给宗教以一定的特权，避免宗教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如果仅仅从政治学角度看，这种承诺是一种退步，然而，真正的政治往往就意味着一定的妥协，为了和平地向民主转变，这样的代价有时不得不付出。

到了12月，谈判已经跨过了无数暗礁，如等不及的人们发动的新罢工，极端派别的恶意破坏。此时新的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重大议程出现：复兴党政府辞职后，新的总理人选是谁？

这个人必须是双方都接受的，又能保证政治进程顺利演进的。对话联盟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名叫迈赫迪·朱马的人。

为什么是朱马？因为他是一个参加了复兴党政权的独立派。朱马是工程师出身，一直独立于政治之外。直到2013年初，由于复兴党政府需要一个懂工业的人管理工业，朱马才离开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加入了复兴党政府担任工业部部长。对于世俗派来说，他是一个独立人士；对于复兴党来说，他曾经参与过复兴党政府，这样的双重身份保证了他得到双方的承认。

即便朱马当选，也并非没有争议。在参与对话的21个政党中，只有9个政党对朱马投了赞成票，剩下的12票中，有7票弃权，2票选了其他人，还有3个政党没有参加投票。

2014年1月9日，权力终于完成了和平交接，复兴党的阿里·拉哈耶德政府集体辞职，朱马的过渡政府接任。

朱马政府上任后，突尼斯的民主化进程继续向前。1月24日，涵盖着妥协精神的新宪法以200票赞同、12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

宪法的诞生，为新的民主选举奠定了基础。2014年12月，根据新宪法的精神，突尼斯举行了新的选举，再次完成了权力的和平交接。白发苍苍的老政治家埃塞卜西当选总统，此时他已经88岁了。他拥有几十年的政治经验，为人正直、有责任感。老政治家的智慧让突尼斯渡过了险关。这样的做法看上去不那么浪漫，却足够审慎。这个政权也许并不完美，某种程度上，它继承了前朝的统治机器，但是，这样做避免了改朝换代时的行政脱节，却又加入了足够的民主色彩，避免重归强人政治。它比革命前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也比其他国家的混乱更可取。

到这时，对话联盟的路线图得以完满实现，而这时也是对话联盟退出历史的时刻。如果不是201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这个短暂存在的组织，或许人们已经逐渐将它遗忘……

突尼斯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中东的故事也没有结局。

突尼斯对话联盟并非“阿拉伯之春”参与者中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事实上，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的当年，时年32岁的也门女活动家塔瓦库·卡曼就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四年后，卡曼的家乡并没有如期实现民主化，而是陷入了内战和外国干预之中。推翻了总统萨利赫后，新总统哈迪无法获得全国性的支持，最后被国内的什叶派推翻。为了防止什叶派扩张，也门的邻国沙特领头入侵了这个国家，开始了无休止的轰炸行动。

新的国内冲突也把卡曼置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她想维持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她要反对新总统哈迪对革命的破坏，同时她还要防止什叶派的暴力夺权，甚至有消息说她暗地里希望沙特干预也门的政治。

在埃及，新的强人塞西已经稳定了政局。随着社会逐渐稳定，埃及的经济开始复苏，害怕了混乱的人们宁肯忍受新的强人政治也不想再革命。

在叙利亚，血腥的内战仍在继续。利比亚在经历了内战之后，有了和平的迹象，但稳定何时能到来仍然是个未知数。

即便在突尼斯，人们也只能说，它刚刚渡过了一次危机，至于未来会不会有其他危机，并不好说。

实际上，进入2015年后，从政治危机中摆脱的突尼斯刚松了一口气，就发现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当中。这次经济危机除了政治原因，还和国际大环境有关。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和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人们对矿业需求下降，矿石价格暴跌，作为矿业大国的突尼斯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除了矿业，旅游业曾在突尼斯位居前三，却因为不甘心退出政治进程的伊斯兰极端派在2015年制造了两次针对外国游客的屠杀事件，将突尼斯的旅游业打入低谷。

人们预计，突尼斯的经济复苏仍然需要许久才能到来。如果经济长期陷于停滞，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预期，那么民众很可能会把对社会的不满变成对现政府的不满。可以说，突尼斯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不管怎样，突尼斯全国对话联盟，这个在短短几个月内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联盟，向我们展示了突尼斯社会的成熟度，让我们又看到了巨大的希望：希望它仍然能够成为“阿拉伯之春”的正面样本，告诉人们除了革命，更重要的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