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的“传道士”下台了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深深地隐藏着一种困惑。我们可以称之为“皮埃尔之惑”，其典型代表来自一本小说。

在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中，描写了一位内心充满了矛盾的主人公皮埃尔·别祖霍夫。他一方面向往民主与自由，崇拜法国革命；另一方面，又深深地根植于俄国的背景之中，当拿破仑入侵俄国之后，他逐渐被卷入俄国民族主义的高潮。

简单说，皮埃尔所困惑的是，人权与主权的矛盾。人权，是指每一个单个的人的权利；而主权，则是作为一个集体的民族的权利。这两者有时是相辅相成的，但有时又是互相抵触的。对于现代世界来说，最难处理的就是，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到底是人权优先还是主权优先。

在小说开头，刚从法国回来的皮埃尔更加向往自由、民主，重视人权，对于以沙皇为象征的主权主义嗤之以鼻。但当法国皇帝拿破仑入侵了俄国，皮埃尔发现，虽然他仍然爱好自由、民主，希望人权优先，却不由自主地参与了1812年的卫国战争，与他曾经向往的法国为敌，站在了民族主义的立场上，牺牲掉人权诉求，满足于国家独立和主权优先。

向往人权优先，却为现实所迫，不得不首先拥抱主权，这就是“皮埃尔之惑”。

这种困惑不仅出现在俄罗斯，在所有落后、遭受过殖民与侵略的国家，都会发现这一对矛盾。在它们还没有独立的时候，首先感受到的是外来民族的不公平政策，于是寄希望于抱团，扩大实力，争取整个族群的独立。从逻辑上讲，当整个族群独立后，国际地位会随之提升，其中的每一个个人的地位也会更加有保障。

但是，当国家取得独立后，主权已经成了事实和基础，如何行使主权就成了大问题。如果行使不好，不仅不能保证人权，还可能对人权造成进一步的践踏。

而要合理地行使主权，保卫人权，就不是革命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它需要复杂的制度设计和政治理论支撑，而这却是那些争取独立的梦想家所缺乏的能力。

由于带领人民获得独立的领导人往往都很强势，他们对于人权这个概念并不特别看重，反而更加乐于操纵政权这个概念。这些人的思维不可能立刻转变，于是曾经的功臣迅速成了民主和自由的障碍。这个问题在非洲国家尤其突出。

平心而论，非洲的第一代领导人并非阴谋家，他们大都带有良好的愿望和坚决的行动力。他们和当年世界其他地区领导了独立的领导人一样，希望在短时间内以显示出殖民地独立之后的优越性。就像当年卢蒙巴在独立讲话中所说：是时候团结起来大干一场了，让世界知道我们不仅能够独立，也能建设好家园。

但是，他们到底能否解决这个“皮埃尔之惑”呢？

1966年2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突然出现在北京。准确地说，他只是借道中国，并会见了中国总理周恩来。他的目的地是越南，去会见胡志明，调解愈演愈烈的两越问题。他得到了越南战争参与方美国的认可，美国甚至停止了轰炸北越，以给他的访问留出时间。

与此同时，在加纳国内北部，大约有600名士兵突然接到调往首都阿克拉的命令。士兵们得到消息，调动他们是因为恩克鲁玛即将在越南与胡志明达成协议，他们会被派往越南参加战争。还有人被告知，他们不是前往越南，而是去南部非洲的南罗德西亚，去帮助那儿的黑人游击队抗击白人政权。

士兵们忐忑不安，怪罪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领导人。在他们看来，恩克鲁玛上台后，并没有给士兵好日子过。一个国家建立后，本来应该把重心放在国内建设上，但恩克鲁玛却选择了首先在国际上扩大影响力，而忽略了国家自身资源的不足。他喜欢作为世界领袖之一，代表非洲不断地参与各种外事活动。他还组织各种类型的泛非主义大会，试图在非洲成立联盟。同时，他深知殖民主义对非洲的破坏，继续指责欧洲的新殖民主义者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掠夺非洲。为了表达支持，他还资助各国的游击队对抗白人，甚至在周边国家培植反政府武装。这些举措虽然对于反殖民地斗争是有利的，却恶化了加纳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还使得加纳经济不堪重负。

加纳本身是一个还算富裕的小国，但当它扮演了如此众多的角色之后，财政破产了，人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就连保卫政权的军队也对恩克鲁玛不满，认为他在军费上过度偏向人数不多的首都卫戍部队，至于其他士兵却因军费不足而忍受着贫穷。如今，又要将他们丢进海外战场上，士兵们的怒火越来越大。

到了首都，当他们的怒气已经高涨时，指挥官突然告诉他们，与其忍受恩克鲁玛的种种乱指挥，不如在首都发起一场兵变。加纳历史上第一场军事政变就这么发生了。

事实上，参与政变的不仅是加纳的军人，还可能包括前宗主国的英国人，以及欢迎他前往越南的美国人。这或许又是一出类似于刚果卢蒙巴式的“阳谋”，大家都知道某件事情会发生，大家都有心促成它，但大家又都认为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参与。

英国人和美国人之所以无法忍受恩克鲁玛，是因为他变得太激进了。恩克鲁玛是一个敏锐的分析家，却由于太超前，超出了世界能够承受的程度。比如，对外，他不断地鼓励所有的非洲国家造宗主国的反，劝它们不要依赖宗主国。这种说法从长期来看是正确的，要想发展经济，必须自立自强，但是在当时，却很少有国家能够这么做，因为家底太薄弱了。在对内政策上，由于过于急躁地想发展经济，他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大型国有企业，建立统购统销制度，企图加大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力。事实上，不仅仅是加纳，任何一个刚独立的国家都习惯于加强政府指导以加快经济发展，却由于加强了政府权力，不仅经济没有发展上去，反而造成了腐败的出现。

对外政策的强硬和对内政策的失误，让恩克鲁玛落入了前宗主国预设的概念之中。前宗主国将他宣扬成一个无法打交道的人，将加纳宣传成一个贫穷却坚硬的反西方堡垒。

在北京的恩克鲁玛头一天还是总统，第二天就变成了流亡者，他突然变得无家可归了，去越南的任务也不存在了。

更令他感到难受的不是英国人、美国人和加纳军人的作为，而是加纳人民的反应。当人民听说恩克鲁玛下台后，不仅没有伤心和愤怒，反而自发地庆祝起来。由于恩克鲁玛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推翻了恩克鲁玛，就可以回归到以往的日子。他们以为，伟大领袖下台后，就不用再承担那么多责任，缴纳那么高的税，可以拿回已经国有化的资源和土地了。

加纳到现在仍然在纪念恩克鲁玛，是因为经历了后来更多舛的命运，他们又重新想起了这个领导他们走向独立的人。但恩克鲁玛为什么在当初会落到如此地步？其实他的问题也是非洲第一代领导人普遍遇到的问题。

刚刚独立的非洲，最迫切的不是变革，而是维持稳定。当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撤走后，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地运行？最好让人们感觉不到政权的变迁，该做生意的继续做生意，该教书的继续教书，政府照常运转，维持秩序的维持秩序，保卫安全的保卫安全。

但由于殖民地政府没有履行让当地人接受教育的义务，独立时非洲黑人中懂得行政工作的人数量不足，要想维持政治的稳定并不容易。英国人虽然也很腐败，但他们至少懂得如何避免任人唯亲、减少腐败。非洲的领导人普遍没有这种意识。当行政人员数量不足时，总统总是倾向于任命大量的熟人，以为靠熟人就可以控制社会，靠人情就能避免腐败。但实际上，在总统身边会迅速形成一个小圈子，这个圈子占据了过多的资源，让整个社会对他们感到不满。

同时，熟人在行政治理上也和总统一样毫无经验，当这些没有经验的人代替了制度，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之后，整个社会就进入了衰退甚至崩塌的阶段。

非洲的第一代领导人往往也是最相信人定胜天的一代。他们亲手领导了独立运动，眼看着一个不存在的国家从强大的对手手中挣脱而出。他们相信，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做成任何事情。从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会放权，只会想着抓取更多的权力。

当腐败出现时，他们不考虑建设制度，而认定这是自己权力不够造成的。只要能够控制国家的方方面面，看清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就可以杜绝腐败了。但事实上，谁也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抓权的举动只会将更多的权力从宪法转移到总统的熟人小圈子，这会进一步破坏社会的正常运转。

恩克鲁玛上台后就总感到权力不够，他推出了一系列的法律，剥夺反对党的权力，甚至认为反对他就是反对真理，就是犯罪。这种做法使得英国人当年制定的宪法失效了。

在经济上，一个政府如果想做更多的事情，势必要花费更多的钱财，但政府花的钱必然都来自税收。加纳作为小国，能够承受的税收是有限的，如果负担加重，只会造成民间经济的凋敝，从而进一步影响国家的税收。

但经济问题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结构和经验才能明白，恩克鲁玛对此完全不了解。他浪费了太多的钱在许多不必要的面子工程上，却没有考虑到民间已经不堪重负了。

加纳的主要经济作物是可可，在独立之前，可可农属于加纳比较富裕的阶层，于是他们成了加纳政府主要的征税对象。

为了向可可农征税，政府建立了一套统购统销的制度，可可农不得擅自买卖可可，必须由政府统一收购后，再卖给海外的商人。按照正常程序，政府应该按照市场价向可可农付钱，但由于政府总是缺钱，就故意压低收购价格。于是，在恩克鲁玛执政的五年间，可可收购价格下降了60，可可农已经接近破产。

黑市横行，农民们不愿把可可卖给政府。恩克鲁玛只好想其他的办法。他建立了许多国营农场，但这些农场随后就陷入了计划经济的通病：岗位上充斥着领导的亲信，却没有人去干活。恩克鲁玛为国营农场配备了不少进口设备，却没有人会用，也没有人去学。这些人不仅不能创造价值，反而成了社会的负担，只拿工资不干活儿。

当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时，恩克鲁玛不仅认识不到这是因为自己搅乱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反而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弊端，解决方法应该是全盘国有化，实行更多的计划经济。

在这种基调下，他转向苏联寻求帮助，建立了更多的国有企业，希望通过投资大型项目来带动国家的发展。

不幸的是，他的大型项目大都是没用的。他曾经建设了巨大的总统府，但这带不来效益。他建设了不少炼钢厂、造船厂，但这些工厂从建成的那一天开始，就由于规划不合理、找不到足够的技术工人、没有原料等各种原因停工。

更无奈的是，整个政府都缺乏最基本的财务知识。作为一个共和国，连国家财政数据都没有。总统并不知道国库有多少钱，也不知道一年的预算应该是多少。他只管拍脑袋想项目、签字，或者听别人描绘宏大的目标。到他下台时，加纳的国库早已空空如也，甚至在他下台很多年后，不知还会从哪儿冒出来他签过字的项目。

到了1964年，对他的批评声已经不绝于耳。为了压制批评的声音，他取消了多党制，实行一党制，以为这样就可以控制住反对他的人。但这样的做法适得其反，因为这时距离他下台已经不到两年了。

恩克鲁玛下台后，长期居住在几内亚。几内亚领导人塞古·杜尔是另一位反殖民的先锋，他对恩克鲁玛充满了敬意，也让这位非洲最大的梦想家没有太过于凄惨。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他死后，加纳人仍然记得这个带领他们去追逐梦想的人。

恩克鲁玛一生的成就在于他是一个梦想家和行动家，能够敏锐地发现机会，帮助祖国完成独立。但他的知识缺陷注定了他无法带领国家完成第二次转型，从独立转到发展经济上来。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地位，因为他对于殖民体系的认知，对于非洲联合的梦想，至今仍然在鼓舞着非洲人，只能说他过于超前了，超出了时代能提供的舞台，他想做的事也太多了，超出了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

并非所有的第一代梦想家都像恩克鲁玛一样是被推翻的，也有领导人在经过无数次尝试和失败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将政权让给了接班人后安然退休。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国人民的另一位老朋友：坦桑尼亚的尼雷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