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非洲属于穆斯林

从摩洛哥的城市丹吉尔的老城区向北方眺望，近处是一片蓝色的大海，远方的地平线上有一条黑色的痕迹，那就是欧洲西班牙的高山了。

只有站在这片非洲边缘的土地上，才知道非洲与欧洲离得多么近。一个人只要体力好，依靠游泳都可以越过这段距离。

丹吉尔距离欧洲还算是直布罗陀海峡中比较遥远的，从丹吉尔往西可以到达一个叫休达的地方，它的对面十几千米外，就是著名的直布罗陀山。在古代，这座岩山被称为赫拉克勒斯石柱，被认为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留下的。石柱以内是便于航行的地中海，从史前开始人们就已经熟悉了地中海的环境，而石柱之外，就是浩瀚的大西洋，直到15世纪末才被人类征服。

海峡周边的政治关系也比较奇特。北面的直布罗陀山挨着西班牙，却属于英国人。南面的休达已经在非洲，紧挨着摩洛哥，却属于西班牙。由于英国人实力最强，他们占据了海峡最好的位置。直布罗陀在历次战争中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即便现在英国的实力已经大打折扣，却仍然誓死捍卫这片巴掌大的土地。西班牙人打不过英国人，却可以欺负摩洛哥人，于是占领了位于非洲的休达。

休达与非洲其他地区用铁丝网隔开，在铁丝网外，居住着大量的非洲难民，他们只要爬过铁丝网，从理论上就到达了西班牙国土。再把带有身份标记的证件烧掉，西班牙就很难把他们遣返回去。因为遣返必须知道他们的国籍，只要他们不说，西班牙就不知道该把他们送回哪儿。

除了翻越铁丝网，另一条途径就是坐上快艇越过海峡到达欧洲大陆。偷渡的主要是以尼日利亚人为代表的西非人，以索马里人为代表的东非人，以及中部非洲战乱地区的人们。最近几年，甚至有许多亚洲人偷渡来非洲，他们来自从阿富汗到叙利亚的漫长战争地带，从亚洲先跑到埃及，再从埃及进入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利比亚和摩洛哥是难民的主要渡海地区。这些难民为了进入非洲，相当于绕过了整个地中海。

他们之所以舍近求远选择这样的道路，是为了利用北非国家之间边界的漏洞。不管是埃及与利比亚之间，还是利比亚与阿尔及利亚之间，以及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之间，都有着大片的沙漠，边境线又漫长，几乎不可能防住偷渡。

偷渡客们最难通过的地方位于亚非分界线附近。从西奈半岛来的汽车到达非洲大陆之前，乘客必须都下车，手提着行李站成一排，警察牵着警犬挨个儿把所有的包都检查一遍，并把可疑的人盘查完毕，才准予通行。这是在非洲大地上接受的最严格的检查，检查过程也严禁拍照，任何多余的举动都可能导致乘客被扣留。

警察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除了西奈半岛是传统的恐怖主义势力渗透区域外，更重要的是因为苏伊士运河。当汽车再次上路，走上一分钟就会进入隧道，从隧道出来，苏伊士运河就被抛在身后了。如果汽车中带有炸药，并在运河下方引爆，将会给埃及的经济命脉造成致命的打击。

虽然现代检查如此严格，但对古代人来说，从亚洲到非洲却是那么简单，他们甚至感觉不到穿越了什么界线，就已经站在了非洲的土地上。

正因为从欧洲和亚洲到达非洲都不算困难，所以非洲从古至今对于其他地区的人们来说都不算陌生。关于古埃及人到底是本地人还是从亚洲回迁的，一直争论不休。即便是进入有确凿记载的时代，亚洲和非洲之间也有着频繁的交流。埃及的新王朝不仅占领了非洲，还曾经统治了亚洲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与土耳其的赫梯人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并签署了最早的和平条约。所谓“和平条约”，往往意味着双方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争，当他们实在打烦了，才会签订条约。

波斯人也曾经入侵过埃及，波斯王的大军以为世界上最凶险的地方莫过于位于伊朗的盐漠，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更大的撒哈拉。他们对付得了盐漠，但入侵埃及后，却消失在了撒哈拉之中，再也没有走出来。

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借道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从欧洲入侵过埃及。他直达埃及的最西面——撒哈拉沙漠里遥远的锡瓦绿洲。亚历山大的将领们建立了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

除了埃及，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也曾经从属于罗马帝国。但真正对现代北非造成持续影响的，却是阿拉伯人的征服。

阿拉伯人从沙特出发，经过巴勒斯坦、西奈进入埃及，顺着非洲的地中海沿岸到达了摩洛哥，越过了直布罗陀海峡，横扫了西班牙。直到大航海时代，西班牙人才最终把阿拉伯人政权赶回非洲。

从这时开始，北非的重心从突尼斯转移到了摩洛哥。突尼斯之所以成为欧洲文明在非洲的中心，是因为它距离罗马更近。但从突尼斯到欧洲的地中海却很宽阔，不容易通过。等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建立帝国时，摩洛哥作为更容易与欧洲沟通的地区后来居上。

突尼斯与摩洛哥的竞争一直持续到现代，作为非洲发展最好的国家，它们在工业、交通等各方面都存在竞争关系。突尼斯工业更加发达，但摩洛哥商业领先。随着2010年突尼斯革命引起的混乱，摩洛哥立刻感到了机会的到来，开始更加卖力地招商引资，加大出口力度，沟通欧洲与非洲。

去非洲之前，我以为非洲的伊斯兰世界只限于北非，到了那儿才发现伊斯兰教对非洲的影响比我想的要大得多。到底有多大？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一大半的土地都有伊斯兰的痕迹，受影响的人口更是占了一半多。即便到现在，那些曾经被伊斯兰文明影响过的地区也是非洲最发达的地区。从这个角度说，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就是一个穆斯林的大陆。”一位在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的学者这么告诉我。

现在，这个穆斯林的大陆还剩下多少呢？

“我们是一群没有祖国的人，但我们有真正的伊斯兰信仰。”穆罕默德用夹杂着西班牙语的英语告诉我。

那一天，我从西撒哈拉的城市达赫拉坐车前往毛里塔尼亚边境城市努瓦迪布，车上正好遇到了这位名叫穆罕默德的人。

穆罕默德是西撒哈拉人。我们车上坐了六个人，分别是毛里塔尼亚籍的司机，一位在毛里塔尼亚颇受尊重的歌手，一对西撒哈拉的小夫妇，以及西撒哈拉人穆罕默德和我。

歌手是应邀到达赫拉为一个庆祝仪式献歌的，现在已经结束，正要回家。西撒哈拉的小夫妇要经过毛里塔尼亚前往阿尔及利亚。

穆罕默德的路线最怪，我需要做一下说明。

穆罕默德其实是想去往西撒哈拉东边的一个边境小镇探亲，本来是在同一个国家之内旅行，但他却不能直接前往，必须首先坐汽车到另一个国家毛里塔尼亚，再挤上火车，在两国边境上的毛里塔尼亚境内绕上大半圈，到一个叫祖埃拉特的小镇，再重新想办法越过国境线，回到西撒哈拉，才能到达他要去的小镇。

他之所以必须这么走，就因为他是西撒哈拉人。当地人往往直接称自己是撒哈拉人，连“西”字都不要。

对于非洲来说，最困扰的问题之一是：西撒哈拉是一个国家吗？

它位于摩洛哥南面、毛里塔尼亚北面、阿尔及利亚西面，在地图上，它与摩洛哥的边界画的不是代表国境的实线，而是一条虚线。

实际上，这是一个西班牙制造的“国家”。如果没有西班牙人，谁也不会想到这片荒漠一般的土地竟然能捏合出一个国家。它的面积并不小，有26万平方千米，比英国还大，但正如它的名称一样，它除了沙漠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即便它拥有很长的大西洋海岸，但大海并没有带来雨水，在离海岸几百米的地方，就已经满眼荒漠。在蓝色与黄色之间，几乎看不到一点绿色。

西撒哈拉以南是法国人曾经占领的毛里塔尼亚，北面则是摩洛哥王国。如果没有西班牙人，西撒哈拉将成为摩洛哥王国的自然延伸。但在西班牙的统治下，这片不毛之地上的人们竟然产生了民族感情。西班牙人撤退后，西撒哈拉觉得自己是个独立的实体，不愿意并入摩洛哥，而是要求独立。

现在，西撒哈拉的大部分由摩洛哥占领，只有东面少数的沙漠地带由当地的游击队占据。即便这样，非洲也有一半的国家承认西撒哈拉的独立。

对于穆罕默德来说，不幸的是他所居住的大城市阿尤恩位于摩洛哥控制范围内，而他要去的小镇则在游击队的控制之下。两者之间如果仅仅是政治上的差别还好说，更重要的区别是交通上的。摩洛哥控制区内修了几条柏油路，已经现代化了；游击队控制区内却基本上没有交通，仍然是土路和牲畜的天下。如果直接前往，反而不如绕路来得快。于是，只有两三百千米的距离反而要绕行一千多千米才能到达。

当然，绕路也有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莫过于证件。穆罕默德，以及同车的小夫妇都给我看过他们的身份证，这些身份证是由西撒哈拉政府发的，上面写着“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是，持有身份证并不能让他们出国，他们必须申请护照。而护照却是摩洛哥发的，上面写的国籍是摩洛哥。

他们到底是西撒哈拉的公民，还是摩洛哥的公民，他们自己都不清楚。只知道如果不持有这个写着“摩洛哥”的护照，就无法出国。而他们去往的国家毛里塔尼亚，是承认西撒哈拉独立的，同时也接受摩洛哥护照。

毛里塔尼亚城市努瓦迪布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在这里，有一列据说是世界上最长的火车，它通往西部的矿区祖埃拉特。矿石和海产品是毛里塔尼亚仅有的出口产品，它们肩负着换外汇的重任。

列车车厢一共有110节。其中有108节是拉铁矿石的，剩下两节一节是火车头，另一节是客车车厢。

由于毛里塔尼亚严重缺乏公路，这列一天一趟的火车已经成了连接毛里塔尼亚北部几个城市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在等车时，我看到了更多来自西撒哈拉的人。他们有的是借道邻国去串亲戚，有的则是去铁矿区打工。

年轻人扎堆，有说有笑，看不出与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有什么区别。直到太阳落山，我都感觉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

但就在太阳落下的一刹那，伊斯兰世界熟悉的召唤人们礼拜的声音响起，突然间，人群安静下来。女人们默默地坐着，不再说话。男人们如同听到了口令，全都站起来，朝着旁边的空地走去。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走。

接着，他们排成队，所有的人都面朝麦加跪下，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站着。我仿佛成了这个星球上的异类，孤立无援。

就在这时，一群小伙子站起身朝我逼了过来。“你为什么不跪下？”为首的一个人义正词严地问我。

看到他们愤怒的眼神，我才知道，作为异教徒的我永远无法融入他们的群体。由于常年行走于中亚—中东—非洲的伊斯兰区域，我对每个地方世俗化的程度都有所体会。

最世俗化的是中亚，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这里的穆斯林经过苏联时期的统治已变得更世俗化。女孩子穿着漂亮的花衣裳，露着头发和脸蛋，在街头偶一回头，让人心都融化了。男人们饮酒作乐，不遵守礼拜规矩。

其次是土耳其和突尼斯。由于与欧洲接壤，土耳其当年的开国者阿塔图尔克为了国家的生存与崛起，强行开展了世俗化运动。虽然这几年社会在回潮，但仍然保持着中东世界世俗化标本的地位。突尼斯也是伊斯兰国家，但世俗化程度与土耳其接近。

再次则是伊朗等什叶派的区域，以及北非明珠摩洛哥。在历史上，什叶派本身不是一个古板的教派，善于变通。在伊朗，虽然经过了霍梅尼革命，但在民间仍然保持着比较开放的心态。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他们的世俗化。摩洛哥的现任国王比较开明，社会也很宽容，甚至比伊朗更加世俗化一些。

传统上最保守的地区包括这几个：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阿拉伯地区。巴基斯坦原本已经开化，但由于国内危机不断，人们回到宗教去寻找寄托，加上政府的鼓励，使得国家日益回到宗教轨道上。阿富汗的中央政府曾经追求过极度世俗化，却由于保守势力的敌视、外国的干涉，重新变得保守起来。至于阿拉伯地区，也不是铁板一块。拥有一半基督教人口的黎巴嫩既有极度自由的一面，也出了最保守的真主党武装。沙特则是保守和宗教主义的大本营。埃及有一个试图世俗化的政府，却又有非常保守的民间。

那么，除了这些区域，非洲的穆斯林到底处于世俗化坐标的哪一个点上呢？在努瓦迪布，我在内心里给他们定了位：即便在最虔诚的巴基斯坦、埃及，也不会强迫异教的朋友下跪。但在这里，如果我不跪下，很可能会被他们痛打一顿，甚至有生命危险。

如果不是穆罕默德，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摆脱这尴尬的局面。在我手足无措时，他已经靠了过来。

“快喊‘安拉至大’！”他低声对我说。

按照伊斯兰教传统，所有喊“安拉至大”的人都被视为穆斯林。我一边喊“安拉至大”，穆罕默德一边帮我向青年们解释。我看到青年们的脸色缓和下来，才敢确定危急时刻已经过去了。让我再背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这句真言，他们才最终放过了我。

事后，穆罕默德告诉我，他向青年们解释：这是中国的穆斯林，那儿的规矩和非洲略有不同，出门在外，就不用礼拜，只须回家把礼拜补上即可。

礼拜结束后，青年们再次恢复了活泼与和蔼，只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围上来时那愤怒的目光。

当我把这种感觉告诉穆罕默德，他叹了口气：“你一定以为他们都是“伊斯兰国”那样的极端分子，对吧？”接着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并不是虔诚的教徒，他们只是借此作为反抗的手段。因为只有信教这件事，是不会被管的。”

穆罕默德继续举例说，从达赫拉到努瓦迪布，一路上经过了三个摩洛哥的检查站，每一个检查站的士兵们都渴望着钞票。司机每一次在驾驶执照中夹上钞票，都会在心里祈求安拉给这些士兵惩罚。

在过关时，填写入境单也要收费，我们的费用是那位歌手帮我们交了，但其他人都不得不交钱，他们边交钱，边祈祷着安拉惩罚收钱的人。

安拉是青年们心中的寄托，被用来对抗世间的不公。穆罕默德总结说，实际上，越不公平的地方，伊斯兰教的信仰越强大。

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一名懂得历史的英国人告诉我：其实西非的伊斯兰教是到了近代才巩固的，西方人的到来帮助了伊斯兰教的传播。之前伊斯兰教只是一种外来的信仰，但西方人的到来让伊斯兰教成了团结当地人抵抗入侵的武器。人们突然意识到团结在安拉的旗帜下，能够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并能找到抵抗的力量源泉。

事实上，在非洲的许多伊斯兰教区域，即便到了现代，伊斯兰教的控制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特别在那些贫穷的地区，清真寺是穷人们能够得到安慰和帮助的唯一指望。政府是指望不上的，外国人也提供不了帮助，但在清真寺中，穷人和富人一起朝拜聊天，不分你我。清真寺还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医疗，这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它们。

因此，即便到了现代，伊斯兰教依然影响了非洲大陆近一半的区域，并没有萎缩，它抵抗住了现代文明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