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当社会养活不了人民

偷渡客雅各布决定在离境前找个姑娘度过最后一夜。

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边境附近，许多准备去肯尼亚讨生活的埃塞俄比亚人的最后一项支出是，跑到小酒馆里再亲近一次本国的姑娘。

他们之所以这样，源于两国社会触目惊心的差距。

在肯尼亚，卖淫在法律上是禁止的，虽然在地下从事这个行业的女孩子并不少，但由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在东非地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特殊服务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异乡的打工仔舍不得把钱投入到这昂贵的欢愉之中。

而在埃塞俄比亚却是另一番景象，这个国家地处内陆高原，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加上历经数十年的战乱，如今是非洲东部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灾荒年里，女孩子被迫卖淫补贴家用，据说最便宜的时候每次的费用只有1美元。也正因为贫穷，卖淫目前在埃塞俄比亚也是合法的，政府曾经数次讨论要废除卖淫的合法化，但都由于社会反弹而作罢。

2014年，我在埃塞俄比亚时，由于那几年经济发展不错，一夜风流的价格已经涨到了200比尔。对于即将背井离乡的人们来说，这个价格仍然是值得的。他们在埃塞俄比亚一侧的小旅馆里，整整一夜紧紧搂抱着姑娘，恨不能将她们的每一寸肌肤都探索清楚，将每一丝感觉都纳入长久的回味之中。他们第二天就要到达异国的土地，也许几年内都无法亲近女人。

雅各布也遵循着这个规律，找了一个女人。

雅各布和我住在同一家旅馆里。

在埃塞俄比亚的小城和乡下，大部分的旅馆都兼做妓院生意。这种小型的旅馆一般都有一个院子，院子周围是几间客房，在临街的一侧有一个小餐馆，餐馆白天卖饭，晚上做酒吧。穿着廉价鲜艳衣服的姑娘们就在酒吧里和客人谈生意，然后入住后面的房间。

我和雅各布是在离境前的那一天，在从迪拉到亚贝洛的车上认识的。那一天，我从沙舍默内出发，换了三趟车才到达亚贝洛。到达时天已经黑了，我邻座的青年建议我和他一同寻找住处。他就是雅各布。

跟随着他，我找了一家便宜但是典型的小旅馆住下。为了表达感激，我请雅各布吃了顿晚餐。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偷渡客，准备去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讨生活。

他的英语很不流利，但加上手势可以交流。

吃完饭，雅各布决定去找姑娘度过出国前的最后一夜。那时已经是晚上9点前后，旅馆的餐馆已经改成了酒吧，雅各布点了两瓶啤酒，坐下望着角落里几位绚丽的姑娘。

从长相上看，姑娘们的年龄都在20岁以下。埃塞俄比亚人种介于白色和黑色中间，是一种美丽的咖啡色，带着一种安于天命的善良表情。埃塞俄比亚的男人带着些许阿拉伯人的特征，显得英俊挺拔。比如雅各布，他高高瘦瘦，戴着墨镜，一副摇滚明星的模样。

在我离开酒吧回去睡觉时，雅各布看上了一个身材微丰的年轻女孩。与其他姑娘不同的是，这个女孩还在酒吧兼职做服务生，一眼看不出她是妓女。她美丽的面容甚至让我也感到心动。

但不管她长得怎样，价格都是固定的——每夜200比尔。

第二天早上，我在院子里洗漱时，看到姑娘从雅各布房间里出来。她看见我，莞尔一笑，又显得有些羞涩，转身回屋说了几句话。过了一会儿，雅各布出来了：“哦，纯正的埃塞俄比亚姑娘！来自贡德尔的小甜心！我一夜都没有睡！”他张着手臂动情地对我说，满怀着对夜间的留恋和对白天的憎恨。

我们在他的絮絮叨叨中上路。但慢慢地，雅各布对姑娘的感觉变了，最初他不断地用回味的语气表达着对姑娘的爱慕之情，可后来又忍不住开始贬低她。

“她只是个妓女，跟很多人上过床，她太熟练了，太没有羞耻感。”他总结说。一会儿，他又告诉我：“我只不过是逢场作戏，我是个男人，不能离开女人。”

我认真地听着他的抱怨，却不忍心戳穿他的真实感受：这个马上就要去往陌生国度的青年在怀念即将离开的祖国。他多想留下，找个女人过日子，可是祖国却养活不了他，逼着他去别人的国家，还必须偷渡过去。他试图贬低祖国的一切，为自己的离去提供正当性，但却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从亚贝洛去往边境莫亚莱，我们又换了三次车，一直折腾到下午才过境。在旅途上，我了解了雅各布更多的身世。

他出生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一个小村子里，那儿的人普遍都信奉基督教，所以他有了这个基督教意义的名字。基督教在四五世纪就已经传到了埃塞俄比亚，被当地人普遍接受。

雅各布所在的村子依靠种地为生，而最近这些年，年轻人纷纷外出，去找事做。在路上，他不停地诅咒着祖国。这个国家号称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却养不起它的人民。

随着这几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埃塞俄比亚国内也有了不少工厂可以打工，但由于尚处于发展初期，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工资低，二是吸纳不了这么多工人。所以许多人还是得跑到邻国肯尼亚去打工。在大街上还有不少无业的青年。特别是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许多人变成了小偷。虽然埃塞俄比亚很少有恶性案件，但却是小偷小摸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在首都时，曾经有一天已经碰到了两个小偷和两个骗子，当第三个骗子的搭讪被我拒绝时，那人就开始威胁我，让我滚出他们的国家。

雅各布曾经走遍了埃塞俄比亚的大小城市，希望找点事做，却并不顺利。他偷渡去过索马里兰，那儿有一个叫柏培拉的港口，雅各布希望从那儿倒腾点东西做点小买卖，但还是失败了。

恰好在这时，在肯尼亚的一位堂哥叫他去内罗毕帮忙，至于去做什么，雅各布没有说清楚。于是，去肯尼亚就成了这名青年的渴望。

但最现实的问题是：他没有护照。在埃塞俄比亚，办理护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试图让我明白，他根本无法通过合法途径拿到护照，要想去往肯尼亚只能靠偷渡。

至于如何偷渡，我并没有概念，但雅各布却试图让我相信，偷渡是可能的。这个国家一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到肯尼亚打工，他们大都没有合法证件，只能依靠偷渡、行贿等手段。只要进入肯尼亚就安全了。

雅各布甚至指望我能够帮助他。

“我能帮你什么？”我好奇地问道。

他也说不清楚，只是说：如果有人盘查他，让我替他说句话，证明我们在一起旅行。

我对非洲的偷渡还完全没有概念，害怕这个青年给我添麻烦，影响行程。但好奇心又让我不肯离开他，想更多地观察这个青年的生活。我打定主意，在不影响我的情况下，我会帮他说话，一旦情况有变，我会立即把实情说出来自保。

就这样，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这名偷渡客到达了口岸城市莫亚莱。

在莫亚莱下了汽车，雅各布的关键时刻到来了。这座位于埃肯边界的小城只是一颗微不足道的尘埃，懒洋洋地趴在非洲东部的红土地上。小城周边方圆几百千米都是稀疏的林地，半干旱的红土充满了蚁穴。由于缺水，这里很不适合人类居住。如果不是因为它是边境，也许住户不会超过一百家。

小城的中心被一座小桥一分为二，一半属于埃塞俄比亚，一半属于肯尼亚。平常，这座桥上都会有人把守，一条绳子拦在中间。雅各布所谓的偷渡，是趁桥上的人吃饭、上厕所或者偷懒的时候，悄悄从绳子下钻过去。雅各布的命运将在桥上被决定。

与中国不同，在非洲过境时人们所持的证件五花八门，拥有正式护照的人并不多，大部分都是由不同部门签发的临时通行证。只要给钱，许多部门，都会随便找张纸写几个字充当通行证。边境官员在检查这些纸时，仿佛是掷骰子般决定哪张纸管用，哪张纸不管用，持哪张纸可以直接过，持哪张纸需要付多少钱。

但大部分人好歹还有张纸，而雅各布连这样的纸都没有。

雅各布甚至连埃塞俄比亚的身份证都没有带，他持有的是不知道从哪儿捡的一张苏丹身份证。这张身份证曾经过塑密封，但已经被水泡成了两片。身份证上模糊的照片显然不是他本人。

他的指望是：如果能够悄悄过关最好，万一被抓，就用这张苏丹身份证冒充，希望边检不熟悉这张纸，在迷迷糊糊中放他过关。

快走到桥头时，我找到埃塞俄比亚的移民局办公室去盖出境章，雅各布在门口等我。10分钟后，我拿着盖了章的护照从办公室出来，却发现雅各布已经闯了大祸。

原来，桥头没有穿制服的守卫，只有两个穿便衣的人大大咧咧坐在地上，看上去像是偶尔坐下来休息的闲人。雅各布一看是个机会，便从绳子下面飞快地钻过去，向肯尼亚一侧跑去。就在刹那间，两个便衣突然弹起来，向这个可怜的偷渡客扑去，将他按在身下。他们就是守卫，而雅各布没有认出来。我出门的时候恰好看到了这一幕。

雅各布被扭到了桥边，他看见我出来，用英语大声地朝我呼救。

两个守卫也挥了挥手，示意我过去。我心不甘情不愿地向他们走去。他们用当地语言审问着偷渡客，并不时地用比雅各布更熟练的英语同我核对。

从他们的问话里，我知道雅各布把自己描述成中国人的小跟班，陪着我从苏丹前往肯尼亚。我一面思考着如何自保，一面小心翼翼地回答着守卫的问题。

“你真的认识他？”

“是的。”我回答，没有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昨天才认识。

“你和他一起旅行？”

“是的。”

“在哪里认识他的？”

我沉默了。如果我说是在亚贝洛认识的，他们立即会知道我们只不过刚认识不久。这时雅各布救了急，他喊出了一个我不知道的苏丹地名，意思是我们是在那儿认识的。他说，我们一同从苏丹进入埃塞俄比亚，打算过境去往肯尼亚。

“是吗？”守卫反问我。

我避免直接回答他，而是直视着对方的眼睛，对方将这个表示看成是我默认了。

“这就是说，你们在南苏丹就认识了。可你没有去过南苏丹。”守卫翻着我的护照说。

原来，雅各布说的地名在南苏丹，而我的护照上只有苏丹的签证章，我不可能跑到南苏丹与他认识。2011年，南苏丹就已脱离苏丹独立。雅各布的谎言被识破了。

我低下头，开始考虑如何自保。显然，保护雅各布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如果他们继续问下去，我们的话将更加漏洞百出。我们甚至没有事先对一对台词，这注定我们会被识破。

然而就在这时，守卫不再问问题了。他们直视着我，指着雅各布，一字一句严肃地说：“我们可以把他放过去，但是，以后不管再出什么事，只有你和他能负责了，记住我的话。”

在我和雅各布还在发愣的时候，他们挥了挥手，让我们过了关。

就这样，雅各布过了第一关：埃塞俄比亚边检。接下来，在桥的另一边还有一关：肯尼亚边检。

过了桥，我们战战兢兢等待着被肯尼亚边检拦截和盘问。最初，一个人都没有看到。

经过肯尼亚移民局办公室时，我走进去申请肯尼亚的落地签，雅各布把箱子往门口一放，借口找厕所，却不知道钻到了哪里去等我。

这次办理签证花了将近20分钟，从移民局走出来时，雅各布的箱子还在，但人不知在哪儿。我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也许他又出事了。

经过了桥头的折腾，我对这个偷渡客产生了好感。他已经来到了肯尼亚的土地上，我希望他能够到达目的地，而不是被遣返回家。我深深地相信，每个人都有生存权，每个人都应该自由迁移。巴菲特讲过所谓卵巢彩票，即一个人的出生决定了他的命运，我知道这是事实，却并不想承认它的合理性。

我已经决定，只要能够帮助他，就一定会帮他。

就在我着急四处寻找他时，雅各布却突然出现了。原来，他一直躲在旁边的旮旯里，避免被人看到。见我出来了，他才回来。

事情变得无比顺利。前面还有一个关卡，应该有警察，但我们过去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看来，肯尼亚的边境管理比埃塞俄比亚松得多。

我们大摇大摆地到了镇中心的车站，买好了第二天清晨去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汽车票，又找了个住处。雅各布甚至得意地哼起了歌。他已经安全地踏上了肯尼亚的土地，虽然没有合法的证件，但却可以自由自在地四处游走。

他总是跟我说：“我的中国朋友，谢谢你帮我来到了肯尼亚。”

他又开始向我抱怨昨天没有睡好觉，说那个女孩真折腾，不像是妓女，反而像是女朋友一样贪得无厌。他要好好睡一觉，等到了内罗毕，好精神抖擞地去见亲戚。

第二天清晨天不亮，去往内罗毕的一批班车便在颠簸的道路上出发了。我们怀着快乐的心情望着外面的风景。这条路在不久之后将由中国人铺成柏油路，但在我们经过时，还是颠簸的土路，一路下来可以将人颠散架。

汽车开了1个小时，突然在路边停下了。

上来几个人高马大、拿着枪的士兵，走在前面的是一个英语流利的军哥哥，看上去是士官，说话如同英国人一样彬彬有礼，不带任何杂音。

“把你们的护照、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拿出来！”他对满车乘客说。

我和雅各布对望了一眼。雅各布还没有从兴奋和憧憬中回过神来。我们知道路上会有检查，但既然边检都过了，检查应该不会太严格。另外，我们都认为肯尼亚的检查也许比埃塞俄比亚要松，所以都没有太在意。

士官挨个儿检查着人们的证件。随着他们走近，我开始为雅各布担心。可雅各布本人看起来很放松，他的情绪带动了我，我将心放回了肚子里。

检查到雅各布的时候，雅各布终于亮出了他的终极武器：那张泡裂了的苏丹身份证。在桥上的边检他都没有拿出过这张纸，这是第一次使用。

“这是什么？”士官带着惊奇的语气问道。

“这是我的签证。”

“你的签证？”士官被搞蒙了。

“苏丹签证，我是苏丹人。”雅各布说。

士官和我突然都明白了，可怜的雅各布连签证是什么都没有搞明白，把身份证说成了签证。士官没有说什么，继续检查别人的证件。我和雅各布一度认为他已经过关了。

但是，当士官把车上其他人的证件都检查完了之后，又走了过来，望着雅各布。

雅各布再次把纸片挥了挥。

士官从雅各布手中抢过纸片，向车窗外扔了出去。他继续问道：“你到底有什么合法的证件没有？”

雅各布张了张嘴，想讲故事，但士官打断了他的话，继续说道：“你的合法证件！”

雅各布开始用颤抖的声音叙述他是苏丹人。士官回头唤了一声，一名手持步枪的士兵走了上来。他反转步枪，用枪托朝着雅各布头上敲了下去。

“拿上你的行李跟我走！”士官命令说。

雅各布叹了一口气，顺从地站起来，从货架上拿下了自己的箱子，跟在士官身后走下了车。他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直到车又上路了，我才看见过道里有几滴血迹，那是雅各布留下的。我没有帮他说一句话，当士兵打雅各布时，我却在想桥头守卫的话：“以后不管再出什么事，只有你和他能负责了，记住我的话。”

我知道，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说不清自己是怯懦，还是过于明智。我仿佛在看着纳粹带走了一个犹太人，而我却一言不发，保持沉默。

雅各布走后，我才知道，从莫亚莱到内罗毕的道路是肯尼亚政府特别关注的一条路。由于肯尼亚北部和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接壤，索马里的恐怖分子、埃塞俄比亚的偷渡客都从这里乘车前往肯尼亚的中心地区，所以政府对这里的检查力度远远大于其他地区。

雅各布下车后，一路上我们又被查护照不下十次。也就是说，即便他躲过了第一次检查，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只要坐公共交通，就免不了会被查到。而在肯尼亚的其他地区，我从来没有被查过护照。

也许，雅各布唯一的机会，就是在过境后不要乘坐公共交通，而是打听清楚关卡后，分段赶往内罗毕。但前面的顺利让我们太大意了，以为已经没事了，哪知立刻受到了惩罚……

我再也没有见过雅各布，那名对我炫耀风流一夜的偷渡客。我不知道他是已经回到了祖国，还是仍然被关在肯尼亚，抑或已经到达了内罗毕。

当一个国家让他的人民被迫背井离乡时，它的国民会遭受多少歧视？那些离乡的人即便在异国他乡，也仍然被自己的国家所拖累，他们没有选择，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强加给他们的规矩。他们是一群无处可逃的偷渡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