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长廊上与唐长安对话（3）

唐代是中国文明中的青春时代，奋发向上、昂扬奔放，有激情，有创造力，有高歌长空的气势，也有柔情似水的低吟。即使在世俗生活层面，也可以看出来。杜甫忘不了公孙大娘舞剑的那个场景——“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我们跟随白居易到东、西教坊看“霓裳羽衣舞”吧。

纱袖的飘举，霞帔的闪烁，钿璎的抖动，环佩的沙沙。刚现游龙，又化翔鸾，繁音急节，珠跳玉溅。可惜，这盛唐舞蹈艺术的代表作，已经失传，但它却激发出了许多优美的诗文，留传于世。

这样的长安在韦庄写《长安旧里》时已经消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西安也不再是唐代的长安，唐代的长安要到哪里去找呢？到大雁塔、小雁塔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去找。可惜陕西历史博物馆太大了，从先秦的文物一路看过来，走到唐的时候，你们都走不动了，你们全都筋疲力尽。看来要真正走到唐帝国的黄金时代，走近唐代的繁华，也是要有体力的。

我们前面把很多时间耗费在了珍宝馆和秦以前的馆藏了，走到南北朝馆就已走不动了，走到唐已经没有力气了，走过宋、元、明、清只看了一样东西——那把五代的壶。一个人需要有足够的体力，才能走过数千年的文明史，去看各个时代的器物。

现在，你们每个人可以找出一样器物来代表周、秦、汉、唐，必须是在博物馆里面看到的器物。

唐之后，长安只是一个普通的地域中心，只是西北的中心，不再是中国的中心，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唐帝国覆灭后，长安就渐渐成了一个怀旧的地方，再也没有重现昔日的荣光。然而，从周到唐，它曾有过两千年以上的繁华鼎盛。在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它都是中国文明的中心，文明最后沉淀下来，在博物馆里可以看的往往只是一些器物。每个时代的审美观念也体现在器物上。

你们想一想代表周的是什么？鼎是用什么做的？对了，青铜器就是周的代表，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冶炼水平和工艺价值，也是那个时代国力的象征。青铜器，特别是青铜铸鼎上的纹饰常常出现超现实的神秘的动物形象，但这些形象又那么具体真实。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说：

它们之所以美，不在于这些形象如何具有装饰风味等，而在于这些怪异形象的雄健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地反映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那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野蛮时代。

不可忽略的还有鼎上的铭文。陕西历史博物馆中的五祀卫鼎口沿下饰有变形兽体纹，内壁还铸有十九行、两百零七个字的铭文。另外一个多友鼎的内壁铸有二十二行、两百七十九个字的铭文。这些青铜器的文物价值无疑很高。就是那些锈迹斑斑、神态各异的青铜鹅、青铜鹤，乃至下面一根柱子和底座支撑的盘子上，没有把手、没有盖子的青铜豆上也有夔龙纹的装饰。

代表秦的是什么？你们要找出最有代表性、最有共识的。还有不同意见吗？现在有几种意见？铜车马、金银器、虎符、兵马俑……这里有没有兵马俑？有。拿什么代表秦最合适？秦很短暂，大一统的帝国只维系了十余年，当时不一定就有一样东西可以作为它的代表。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最能代表秦的也许就是地下发掘出来的那些陶俑——兵马俑。“兵马俑”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当然也包括那些文官俑。我们在兵马俑遗址没有看到文官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了几个。陶俑代表了秦帝国时代的审美偏好，因而我们用陶俑或者兵马俑来代表秦。

汉呢？博物馆呈现的文物也是常常在换的，每次看到的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最能代表汉文明的器物就是从墓里面挖出来的砖头，汉代的墓砖上面有大量的砖画，这是汉代留下的最典型的东西。人们通常说的“秦砖汉瓦”，也可以倒过来说“秦瓦汉砖”。汉代砖头上面的砖画是最有象征性的，代表汉代的风格。汉代的风格是粗犷的，也是雄浑的。汉砖跟兵马俑不一样，兵马俑很脆弱，是空心的；而砖头是实心的，最能够代表汉的气度和审美取向。

假如从今天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器物中选，我们可以选什么代表汉？汉代的镜子做得很精细，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代展品中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的，就是镜子。

唐代应该是什么？到了唐代，没有一点争议了。能代表那个时代的器物，也是当时最高工艺水平的就是唐三彩。其实，唐代的长安手工业很发达，不仅有唐三彩，还有许多其他东西。前面我们说过的《唐都赋》中写道：

也不能忽略长安的手工业作坊。那些制造金、银、铜、铁与玉，瓷器物的工匠们，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工匠。他们把名字刻写在自己的成品上，他们知道他们得到的必定是荣誉，而不是贬损。当“却嫌脂粉污颜色”的虢国夫人落成了她的新宅的时候，建筑工匠们得意地为自己高超的技术求报酬以外的特赏。他们自负地说，可以抓十几只蚂蚁放在房间里，过两天检查，少了一个也不收工钱，因为房间里没有一丝缝隙。当虢国夫人慷慨地赏赐五百段绫罗，他们并没看在眼里。这是唐代技术工人的自信和骄傲！

那时，长安的银制品，比如杯、盘、壶和其他的小物品，在设计和做工上甚至有波斯之风。这是只有在极富国际色彩的长安才有的现象。

盛唐的出现，并非偶然，那是开放、包容带来的结果。它不仅体现在灿烂的唐诗上，在工艺领域也有足以惊艳后世的唐三彩，那是中国陶瓷烧制工艺的一次新突破。你们在博物馆里看了不少唐三彩，唐三彩中的人物有许多看上去不像汉人，也不像少数民族，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他们手里拿的乐器也不是中国原有的乐器，这说明唐时长安已经非常国际化了。你们还记得那个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吗？一头昂首的骆驼上是一支小乐队，从乐工的衣饰、胡须和面部轮廓，到他们的乐器，都是中亚一带的风格。这个唐三彩骆驼载乐俑无疑成了国宝。

开放、繁荣的长安，吸引了世界不同民族的人，而像李白这样的诗人又被长安酒肆的胡姬所吸引。于赓哲写过一本《隋唐人的日常生活》，关于唐时长安，他这样写：

在市场的大街上，人群熙熙攘攘，马车、牛车举目皆是，时而还有高大的骆驼穿梭其中。人群中肤色不一，除了有唐人，还有许多高鼻深目的突厥人、波斯人、大食人，以及面貌虽与我们接近但服装与我们迥异的日本人、吐蕃人，甚至可能还有不少黑人。

他们的形象在唐三彩中十分常见，从牵骆驼的到骑马的胡俑，以及骆驼上的乐工俑，还有黑人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