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历史随笔（2）

历史的舞台，总是以人物的交替离场和登台延续着灯光不熄的表演。在生前已经注定进入史册的欧根亲王，在参加一位公主的婚礼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而婚礼中的新娘——特蕾莎公主，从此站在历史舞台灯光之下，成为奥地利最伟大的一代“女王”。在我登高远眺的山坡顶上，那座洁白的凉廊式凯旋门，就是为纪念这位女王与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之间一场未分胜负的战争而建的。特雷莎女王的历史功绩，在于文治而非武功。在这位开明君主治理下，奥地利开始了一个黄金时代，社会进行了卫生、公务、经济、法制改革，人类社会中第一个义务教育国家从此诞生。发展世俗教育的结果，是长期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开始世俗化，宗教思想对社会的控制与影响逐渐让位于知识和理性，奥地利进入了实质性的文明繁盛。

特蕾莎女王有一个著名的绰号——“欧洲丈母娘”，她用二十年时间生了十六个儿女，然后将十一个女儿中的十个嫁到欧洲各国当了王后，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她的小女儿、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断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

四、打上门的未来女婿

铁骑声踢踏作响，穿越两个世纪破空而来。那是拿破仑的法国骑兵，正在开进已经不设防的敌国都城维也纳，时间是1805年。这位法国皇帝住进了我眼前的奥地利皇室宫殿——美泉宫，在里面策划了最著名的“三皇会战”。当奥斯特里茨西斜的冬日残阳如血光一般洒向那片尸横遍野的战场上时，拿破仑这位战争天才已经凭这场名叫“奥斯特里茨”的战役，奠定了他在军事史上传奇般的地位。于是，美泉宫中不时回响起这位不可一世的欧洲新贵君主的叱骂声，那是他在羞辱前来求和的各国使者，那时整个欧洲都在他的面前颤抖。

自负独步天下的拿破仑，认为自己这顶波拿巴王朝的皇冠是在马背上打出来的，所以对孱弱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很是瞧不起，认为它在欧洲的纵横捭阖全凭玩弄宫廷阴谋和做媒结姻亲。他屡屡被奥地利王室这个战场上的手下败将用政治计谋纠集起的反法同盟搞得头痛不已的时候，就会轻蔑地称呼奥地利为“欧洲的老婊子”。然而，极其反讽的是，拿破仑这个暴发户皇帝，为了得到欧洲老豪门的加持，后来还是娶了奥皇的女儿路易莎为自己的新皇后，做了他曾十分不屑的古老王室的女婿。当然拿破仑这个废立皇后的大戏，是四年多以后的事了。

历史又像一个势利眼的店小二，站在时光的旅店门口不停地点头哈腰，送旧迎新。1810年春，当奥地利公主路易莎在万众瞩目下，被拿破仑从维也纳迎娶到巴黎，在卢浮宫加冕成为法兰西新皇后时，有谁还会去听约瑟芬内心的哀怨？而比约瑟芬更早的上一位法国皇后——路易十六的老婆，从维也纳来的那位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下场就更为不堪了。在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身首异处，尸体被扔在巴黎的某个万人坑里，很多年无人问津。

我们再看奥地利的这个未来女婿，第二次气势汹汹打进未来丈人的家门的故事。

1809年，在法军大炮的狂轰之后，拿破仑皇帝第二次进入奥地利维也纳。这一次，奥地利人民的同仇敌忾，令这位已被欧洲各民族识透了其贪婪本性的法国皇帝吃惊不小。拿破仑皇帝时代的战争，至此早已不是法兰西民族输出共和理想与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战争，甚至不是国王与国王之间的战争，而演变成了一场大独裁者与反抗被异族奴役命运的民族之间的战争。就在美泉宫前的广场上，一位来自图林根的德国大学生，也是曾经的拿破仑崇拜者，他的家乡惨遭法军蹂躏，这青年身藏长刀行刺拿破仑未遂被捕。当法国皇帝问他，如果放了他，他欲何为时，这位文静柔弱的青年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还会寻找机会杀死你。”在拿破仑的行刑队瞄准他的枪响之际，那位德国青年喊出了：“自由万岁，杀死暴君！”这是又一个对拿破仑的绝妙反讽。拿破仑本人不就是在这同一信念点燃的法国大革命中，走上历史前台的吗？

当初，一生爱好共和的“乐圣”贝多芬，也曾认为拿破仑是不世出的大英雄，解救欧洲人民于帝王专制的水火之中，因此创作了一首交响曲，准备将此曲奉献给拿破仑。但听说拿破仑称帝后，勃然大怒的贝多芬说：“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罢了。”在愤怒中将写有“波拿巴”的乐谱扉页一撕为二，把标题改为《英雄交响曲》。

在第二次打进维也纳后，拿破仑迫使奥皇弗兰茨签下了屈辱的《美泉宫合约》。可怜的奥皇只好当了法皇拿破仑的老丈人，将女儿路易莎嫁给了拿破仑。新皇后给拿破仑生下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婴，当晚整个巴黎的夜空都在礼炮声和皇帝的老近卫军团欢呼声中颤动。拿破仑激动万分，小王子被他封为“罗马王”。

在拿破仑滑铁卢战败被囚后，三岁的小拿破仑离开巴黎，随母亲回到维也纳，住进了美泉宫。二十一岁时，小拿破仑病逝于美泉宫，死在他父亲率军打进维也纳后曾经睡过的同一个房间里。

五、神魔们的青涩年代

在拿破仑第一次率军进入维也纳一个世纪后，维也纳街头出现了一个十七岁流浪少年的身影。这个少年为了反抗刚愎粗暴的父亲——一个奥地利海关职员，希望少年子承父业，当一个公务员——荒废了自己本来就糟糕透顶的学业，跑到维也纳去流浪。他叫阿道夫·希特勒。

这个性格古怪的少年被维也纳艺术学院拒绝两次后，只好在维也纳街头靠画画和卖画度日。夜晚就蜷缩在价格便宜的单身宿舍里，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就去做一点像扫雪、扛行李、画风景明信片之类的零工赚一点钱。最惨的时候，他夜晚就露宿在公园的长椅子上或随便哪家的大门门洞里。贫穷让他时常饿肚子，他也曾靠光顾施粥站打发挨饿的日子。希特勒提道，维也纳给他的最深刻记忆，就是饥饿。

转眼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一年，1913年。

该时期的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吸引了这个多民族帝国内外的各色人。当时的奥地利作家卡尔·克劳斯曾经用一句名言形容帝国统治下的奥地利：世界毁灭的实验室。不过，那时的维也纳也许更应该被称为：改变世界的实验室。因为那时，流亡的俄国革命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穷途潦倒的街头画家希特勒、在戴姆勒车厂做工的年轻克罗地亚人铁托、知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竟然都生活在维也纳的天空下。

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写道，1913年，他与持假护照逃亡的斯大林在维也纳会面。与此同时，年轻的希特勒也正在维也纳追求自己的艺术梦想，居住在多瑙河附近一家廉价旅馆里。

没有人知晓，二十四岁的希特勒当年是否曾经在维也纳遇到过三十五岁的斯大林。设想，这两个人当时相遇的最可能情景是：寒风料峭的冬季维也纳街头，一个坐在街道转角墙根处的小胡子青年画家，正一边哈手，一边在画板上涂抹着水彩；空旷的行人道上，匆匆走来一位三十出头的格鲁吉亚人，络腮胡，大背头随意后梳，脖上围一条花格围巾，腋下夹着一条报纸包着的长面包，他更像一位波希米亚流浪诗人；当两人的目光相遇时，两人微微颔首向彼此致意，然后，一个低头继续作画，一个接着大步前行。我想，这会儿，上帝要么在打盹，错过了这一刻；要么刚好相反，他老人家正饶有兴致地、认真地俯瞰着维也纳街头这两个人：他们，是他即将用来斧斫20世纪历史的两个最锋利的工具。

其实他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在此刻我眼前的美泉宫公园散步，这便是两人无意中擦肩而过的机会。以后，这两位未来的领袖再无见面的机会，即使在二战前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际。在民族混杂的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他们都在思考着多民族问题在未来帝国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