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2）

马林接受任务后，并没有马上赴华，而是于1920年9月参加了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后经莫斯科回到荷兰。1921年初，他在荷兰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使自己的驱逐令得到撤销。据马林自己说，他在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维也纳处理了一些事情后，重回莫斯科，于1921年3月才起程赴华。在赴华之前，有人告诉他，共产国际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一个远东书记处，由这个机构在日本、朝鲜和中国从事宣传工作。

马林赴华的旅途是曲曲折折的。4月份的时候，他在维也纳取得签证时被捕。维也纳当局派出专员带着马林的护照，专程来到荷兰驻奥地利大使馆，荷兰大使明确告诉他们，马林是共产党。6天后，经过弗里德利希·阿德勒和一位律师的营救，他被释放，即被驱逐出境。然而，事情还没有完结，维也纳警方致函荷兰公使馆，对马林的行踪给予详细的通报。通报说：1921年4月15日，马林离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并拟自威尼斯乘直达上海的轮船继续旅行。同时，维也纳警方也将马林赴上海的消息通知了英国、日本驻奥地利大使。接到维也纳警方通知的英国当局，把马林视为危险分子，在科伦坡、槟榔屿、新加坡和香港等港口对他实行了严格控制。荷属印度尼西亚政府把他要到上海去的消息立即通知驻上海的总领事馆，迫使他到上海后马上去总领事馆报到登记。一路折腾，他历时3个来月才到达上海。

与马林前后脚，另一个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到达上海。尼克尔斯基曾在赤塔的商业学校学习过，1919年至1920年参加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1921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到上海时，尼克尔斯基还兼着赤塔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代表的身份。他的任务是准备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提供资金，安排向即将在苏俄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派遣代表。

上述情况表明，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分别作为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下属机构派的代表，其任务不同。马林的任务比较空，弹性比较大；尼克尔斯基的任务比较实和具体。对此，马林抱怨共产国际：“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我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之所以没有其它指示是由于没有什么指示可给，因为只有伊尔库茨克局了解一些中国动态的情况。”

到上海后，马林很快与尼克尔斯基取得联系。两人合作不错，几乎每天见面。然而，马林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关系却不甚融洽。马林在后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我到上海后过了一些时候，伊尔库茨克来的信使通知我说，执行委员会已指定我为书记处成员。伊尔库茨克那里决定让我留在上海。实际我只是名义上参加了书记处。我从未收到过伊尔库茨克来的任何文件，我收到的少量共产主义文件是来自爪哇。虽然从伊尔库茨克到上海可能只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可是在我离开之前，始终没有人给我送过文件。由于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直接寄给我名下的文件，所以我没有参与过书记处的决策和全盘工作。我和尼克尔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他对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工作颇有微词：“在伊尔库茨克设一个共产国际办事处，实际上对远东毫无用处。那个城市太偏远了，不可能经过中国东北同东方国家保持经常联系。就连赤塔也不适宜于同东方国家保持经常联系。”

这个报告说明，马林到上海后地位很尴尬。他本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这时表面上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却不被信任，实际上成为尼克尔斯基的副手。尽管如此，他还是积极配合尼克尔斯基的工作，推进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由于经费的短缺以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忙于教书和写作，筹备开会的工作进展缓慢。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会见了李达和李汉俊，商谈了工作计划和经费支持问题。李达回忆：“六月初旬，马林和尼可洛夫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李达、李汉俊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承担起筹备和联络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任务。

随着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进入了快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