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只有日本、美国在华的经济势力仍在扩张，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与此相联系，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新兴社会力量。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有工人50万，其中产业工人有20万。

中国工人阶级不但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诞生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首先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产生的，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新生的伟大的革命阶级。它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外，还有自己的优点。由于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它具有坚决而彻底的革命性。尽管它的人数较少，年龄较轻，文化水准比较低，然而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上，它必然成为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

中国工人阶级在等待着历史赋予它们的使命。这一天来了，历史将记下这个日子：1919年6月5日。

此前的6月1日，北京政府连下两道命令：一道命令是“表彰”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另一道命令是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卖国有功，爱国有罪，对照两道命令，北京政府的卖国嘴脸使学生们怒火万丈。更过分的是这时北京的警备司令段芝贵和5月21日接替李长泰任步军统领的王怀庆，依照大总统徐世昌的命令，竟然对贩售国货的学生实施逮捕。于是，学生们决定，自6月3日起，恢复街头讲演。

6月3日上午，北京20余所学校各派了数百名学生，陆续集中在各自的预定地点，竖起讲演团的大旗，开展爱国宣传活动。这时，街头警察比往日增加了数倍，步兵、马队横冲直撞，驱散听众，侦缉队、保安队对学生进行逮捕。当晚，被捕学生170余人，其中大都是北大学生，也有清华学校、高等师范、汇文大学等校的，均被监禁在北大法科校舍中。被捕学生一天米水未进，加上天气骤变，夜间气温降低，几个体质弱的学生当即就生了病。

学生们没有被军警暴行所压倒，斗志反而更加旺盛。6月4日上午10时左右，各校学生怀揣着讲演团的旗子，或五六人或十几人不等，悄悄上街。他们走到行人多的地方，就从怀中掏出旗子展开，大声疾呼地演说。这天，反动军警又抓捕700余名学生，北河沿北大法科校舍已经人满为患，马神庙北大理科校舍也被当作临时监狱。

6月5日上午，学生再次上街讲演。这天，学生们更加激昂，上街的时候，干脆背着行李，带上了洗漱用具和吃的东西，准备去陪伴同学坐监。参加街头讲演的学生约有2000余人，分为三队：第一队，北京大学、第一中学、第四中学的学生，由东四经东单到崇文门一带讲演；第二队，法政专门学校、蒙藏专门学校、崇德中学学生，由西四经西单出顺治门一带讲演；第三队，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拟从前门到东西长安街一带讲演。反动军警干扰、破坏学生的讲演活动，由于已经没有地方再关押学生了，他们只是驱赶听众，没有再抓学生。为了营救被捕战友，2000余名学生奔赴北河沿北大法科校外，要求军警将他们一同拘捕。校内被关押的学生知道了这个情况，情绪更加激动，也更加愤怒。他们纷纷登上法科大楼，通过临街窗户，向外高呼口号。校内和校外学生们战友情交织在一起，使人格外激动。

学生们的斗争，得到了北京各界团体的同情和支持，前去北大法科、理科慰问被捕学生者络绎不绝。

由于6月3日北京学生大批被捕的消息被北京政府封锁，6月4日，上海学联从天津学联拍来的电报中才知道情况。天津学联在电报中要求上海学联给各省县学生及各界发电报火速营救。上海学联当日立即行动，向各省各界发出呼吁营救北京被捕学生的电报。下午，上海学生纷纷出现在街头。他们手持上有天津学联电报的传单，不顾反动军警的镇压，到处宣传，并挨户动员各商号自5日起一律罢市。在遭到店主的拒绝后，他们不惜以沿街跪求的办法，进行哀告。这一情景令观者动容。

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6月5日上午，在没有学生动员和哀求的情况下，听到北京爱国学生大批被卖国政府逮捕的消息后，日商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工人首先罢工。接着，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相继罢工。这天，罢工的还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工人及码头工人；沪宁、沪杭两铁路的部分工人也开始了罢工。在学生的要求和广大店员的支持下，上海各商号也在6月5日上午陆续罢市。至12时，各大小商店已无一开门营业，就连娱乐场所也都停止售票，理发店也不理发了。同时，不但大中学生坚持罢课，全上海的小学也一律罢课。至此，上海实现了三罢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