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百日夭折（2）

在万木草堂，康有为还讲了《人类公理》这部书，即后来刊行的《大同书》的初稿。书中列举了人类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和人们身受的苦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康有为描绘出一幅无私产、无阶级、无家族、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图。他当然不能科学地解释造成阶级压迫、剥削的原因，因而只能把公羊三世说、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以及接触到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片段掺合在一起，幻想出一个“大同世界”来。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又连续两次上书光绪皇帝。虽未就职工部，但身份不同了，这两次上书，都递到了光绪手中。光绪看了，大加赞赏，认为康有为的主张有利于挽救清朝统治的危局，因而非常重视，命令誊抄分送慈禧、军机处和各省督抚。

光绪皇帝名为亲政，但他并未掌握实权。而中央和地方的实权则掌握在名义上退居颐和园养老的慈禧和一批极力维护旧制度的顽固派大官僚及一部分洋务派手中。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想施展拳脚，实现自己的抱负，却被慈禧死死地捆住手脚。康有为主张维新变法，光绪觉得正好可以借此实行某些改革，从慈禧手中夺取统治大权，推行新政，改变清朝危机四伏的窘况。光绪的老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同康有为频繁接触后，对康有为十分欣赏。于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决定以光绪皇帝及其幕僚为靠山，推行维新运动。

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与知识分子支持和参加变法，康有为等人还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为变法图强大造舆论。其他地方也涌现出许多学会、学堂和报刊。据不完全的统计，1895年至1898年全国各地所设立的学会、学堂、书局、报馆达300多所，其中大多数是维新派办的。

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是当时维新派中著名的政论家、理论家、思想家、宣传鼓动家。梁启超参与撰稿、编辑的《中外纪闻》及其主笔的《时务报》，谭嗣同所著的《仁学》，严复译的《天演论》等，在维新运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1897年11月，德国悍然出兵强占中国胶州湾。康有为闻讯，急匆匆由上海赶往北京。从这年12月至第二年一二月，他连续三次上书光绪。在这三次上书中，康有为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强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翁同龢在光绪面前极力推荐康有为。光绪谕令对康有为的条陈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同时令总理衙门呈送康有为所著的《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书。

康有为受到光绪赏识，维新派因此大受鼓舞，他们联络和发动各省旅京人士，相继成立粤学会、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接着又有保滇会、保川会、保浙会，等等。这年春天，参加会试的举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康有为等人积极奔走，由御史李盛铎出面和康有为共同倡议，建立了保国会。

这时，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争夺统治大权的斗争日益激烈，光绪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推行新政。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6月16日，光绪第一次召见康有为，商讨和确定变法的步骤和措施。召见之后，光绪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并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是一个六品衔的官职。不久，梁启超也得到光绪的召见，被任命为六品卿衔，受命办理译书局事务。7月20日，维新派人士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被光绪赏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维新派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光绪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连续颁布了几十道改革诏令。从6月 11日到7月下旬，光绪颁布的新政主要为经济、军事、文教方面的改革。经济方面有：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文教方面有：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等。军事方面有：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裁减旧军，以及力行保甲，等等。7月下旬至9月下旬，新政主要为政治方面，主要改革有：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叠的机构；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等等。

光绪的新政诏书像雪片一样颁布了下去，但那些在中央握有实权的大臣们和地方上的封疆大吏们，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还能认真执行，其他绝大多数都是看慈禧脸色行事的人，或敷衍了事，或根本不动。因此，光绪的新政外表看似热热闹闹，但基本上都是纸上的空文。

光绪在紫禁城内忙着推行新政，慈禧在颐和园也没闲着，与荣禄等密谋发动政变。在光绪推行新政的第四天，即6月15日，慈禧就逼着光绪干了三件最不愿意干的事。第一件，是迫使光绪下令免去自己的老师翁同龢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赶回老家。翁同龢是光绪的智囊，光绪的许多主意都是他出的。慈禧把老谋深算的翁同龢赶走，等于对光绪和维新派釜底抽薪，打击相当大。第二件，是迫使光绪下令，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这时慈禧已经归政，照清朝旧例她是不能召见大臣的。这一违反旧例的规定，目的在于把用人大权抓在自己手里，使光绪无法破格用维新派。第三件，强迫光绪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又由署理改为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帅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与此同时，慈禧又派亲信把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警卫权统统抓到自己手里。这三件事，为此后慈禧发动政变做了准备工作。

形势十分紧张，维新派要想防止慈禧发动政变，军队是硬实力。光绪是个光杆皇帝，维新派是一群只能耍笔杆的书生，没有掌握军队，急得团团转，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病急乱投医，维新派在掌握枪杆子的人中寻找，想把掌握新建陆军7000余人的袁世凯拉过来。9月16日，光绪召见了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但袁世凯很快向荣禄、慈禧出卖了光绪。

9月21日凌晨，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宣布重新“训政”，继而搜捕和镇压维新派。康有为逃亡香港，梁启超逃亡日本。被捕的维新派很多，其中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等6人于9月28日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余不少有牵连的人，或被流放边疆，或被监禁，或被罢官。

慈禧发动政变后，光绪的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外，其他全部被取消。“戊戌变法”仅维持103天便夭折了。

在19世纪末年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恶浪的时候，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变法救亡而奔走呼号，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对封建统治产生了一次强烈的冲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戊戌变法之所以这么快就失败了，最主要的原因是维新派软弱没有力量。维新派的力量与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力量相比，实在太悬殊了！维新派幻想既不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又不触动帝国主义，仅依靠一个光杆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走上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道路，其结果只能是失败。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在中国水土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