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百日夭折（1）

就在洋务派创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时候，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些商办企业，主要为机器修理、缫丝、面粉、印刷、火柴、轧花等行业。1869年至1894年，商办企业大约有50多家，资本有500余万元。这些企业主要是由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直接投资创办的，还有一些是由原来的旧式手工工厂或大作坊因开始采用机器生产而转化为近代企业的。

很明显，这些商办企业主要是轻工业，一般投资很少，规模较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尽管如此，这些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代表着当时中国先进的生产力。

中国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夹缝中生存，和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但它为了避免遭受破产的命运，求得自身的发展，又不得不左依右附，乞求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庇护和支持。因而，中国资本主义非常软弱，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中国出现了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维新思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是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谴责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对这些条约中规定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这些规定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祸患。他们还指出，外国列强对华进行的经济掠夺，是中国日益贫弱的主要原因，主张中国不仅应当讲求武备，以对付西方列强的“兵战”，而且应该发展民族工商业，同它们进行“商战”。

早期维新派初步认识到，中国贫弱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他们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必然会发生变化。薛福成介绍了英国资产阶级议会中的两党制，马建忠评价了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的主张。他们一致向往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参政的愿望。

早期维新派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但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幻想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取消它们在华享有的种种特权。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但不敢触及封建土地制度。尽管他们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但已经认识到要学习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超越了洋务派，把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向前又推进了一步。

1895年，中国被过去一直比自己落后的“蕞尔小国”日本战败，举国哗然。4月，清政府准备与日本订立《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此时各省举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听到这个消息立时愤怒万分。在这些举子中，有一个叫康有为的人，1888年曾上书皇帝，请求变法，但被当政大臣认为文字“过火”而被截留。这次他看到群情激愤，正是鼓动上书的大好机会，于是便和学生梁启超等四处联络，约集18省应试举子，在松筠庵开会。由于时机抓得好，开会那天，多数应试举子都到了，有1000多人。康有为是会议的召集者，年龄也长，时年37岁，与会者便推他起草上书光绪皇帝的奏疏。康有为不负众望，花了一天两夜，写成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万言书写成之后，在上面签字的举子达1300多人。这份万言书除送给光绪皇帝外，还广为传抄，很快传播开来，轰动京城。由于汉代地方举荐人才是由公家备车送往京城，后来就用“公车”来称呼进京应考的举子，所以这次上书就被称作“公车上书”。

在万言书中，康有为提出了“拒约、迁都、变法”等主张，指出割让台湾，就会引起英、俄、法等列强瓜分中国，因此必须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他请求光绪皇帝亲下诏书，检讨国家政策的得失，提拔有才能的人，鼓励人们奋发图强；迁都到长安；训练强大的陆海军，增强国防。他又强调，这些只是暂时应敌的措施，如果要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起来，就必须进行变法，即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

那么，如何进行改革呢？康有为开出的药方是“富国、养民、教民”。富国、养民就是发展经济，要求清政府积极修铁路、开矿，制造轮船机器，奖励创造发明，举办邮政，发行钞票，鼓励人民去经营农、工、商业；教民就是进行文化教育改革，开办学堂，设立报馆。康有为还强调指出，中国贫弱落后的重要根源是政治上君与臣隔绝，臣与民隔绝，上下意见不能畅通，提出要用“议郎”制度来根本改变这种情况。办法就是从全国每10万户中公举一个博才多学、直言敢谏的人作“议郎”，作为皇帝顾问。凡遇重大事情，由皇帝召集议郎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付诸实行。这样看来，议郎有点像议员，议郎会议有点像议会。

康有为万言书中提出的主张，是一个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主义纲领，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和一些开明地主的要求，他们幻想在封建统治制度之下，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长处，使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上富强的道路。

5月2日，举子们把万言书送到都察院，都察院推说皇帝已经在条约上盖了印，拒绝把万言书送给光绪皇帝。公车上书虽然没有能够阻止《马关条约》签订，光绪皇帝也没有看到万言书，但康有为所提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要求，却在全国各地广泛地传播开来。康有为因公车上书而名声大噪，成为全国聚焦的改良派领袖人物。

康有为，广东南海县人，1858年出生于书香之家。1879年，他在香港游历时，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觉得中国要独立富强就应该向西方学习，对清政府要做些政治改革，逐步萌生变法自强的念头。1884年，他开始编写《人类公理》一书，设计心目中的理想社会。1891年，他在广州万木草堂讲《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是他主张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强烈不满，把东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等，统统说成是新朝王莽的国师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因而湮灭了孔子“托古改制”的原意。他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典”，公然宣布为“伪经”，这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不啻是一声惊雷，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清朝统治者曾先后两次下令，严禁这本书流传。

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从资产阶级改革政治的要求出发，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公羊学派的学说，用公羊学派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学说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认为社会必然沿着“据乱、升平、太平”三个阶段向前发展，“据乱世”就是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按照此说，君主专制制度是可改变的，这就为维新变法找到了理论根据。

康有为还在《孔子改制考》中宣称：“六经”全是孔子所作，其中所记载的有关尧、舜的“盛德大业”，都是孔子假托古圣先王的言论来宣传尊孔的政治观点和主张的。康有为给孔子穿上一个主张“改制”的衣服，目的在于把孔子打扮成一个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和民权平等思想的倡导者，把自己的变法思想说成是阐发久被湮灭的孔子学说中的“微言大义”，用以证明他主张的维新变法，不但没有违背孔子的遗教，而且是孔子的道统真正的继承者，是完全合乎“圣人之道”的。可以说，这是康有为打出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为维新变法制造理论依据和历史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