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元”的延绵余绪（2）

早在此次出军前，明太祖曾七次往王保保军营“遣使通好”，王保保皆不应。最后，朱元璋派出王保保父亲的好友、元朝降将李思齐出塞，想以言语打动王保保归降。

王保保对这位先前与自己在关中大战的“老叔”很客气，请吃饭又请喝酒，就是不提归降之事。

待了数日，王保保派人礼送“老叔”出境。

行至塞下，送行骑士临别，忽然对李思齐说：“主帅有命，请您留一物当作纪念。”

李思齐很奇怪：“我自远而来，未带重礼。”

骑士说：“希望您留下一臂以为离别之礼！”

望着面色严肃的精甲铁骑数百人皆对自己虎视眈眈，李思齐自知难以幸免，只得自己抽刀切下一只胳膊交与骑士。

伤口虽然齐整，又有从人救护，李回来后还是因为流血过多不久即死掉，在新朝也没享几天好福。

正因如此，朱元璋对王保保更是油然生敬。一日，他大会诸将宴饮，问：“天下奇男子，谁也？”

大家皆回答：“常遇春所将不过万人，横行天下无敌手，足可称是真奇男子！”

朱元璋摇头一笑：“常遇春虽人杰，我能得而臣之。天下奇男子，非王保保莫属！”

大起大落后，王保保在和林与从前的“皇太子”关系相处和睦，洪武六年又统军杀回长城边，但被老对手徐达候个正着，在怀柔把他所率元军打得大败而去。

洪武八年，正值壮年的王保保染疾而死，其妻毛氏自缢殉夫。

洪武十一年，爱猷识理达腊也病死，残元大臣谥其为“昭宗”，并拥其弟弟脱古思帖木儿为帝。十年后，这位爷在捕鱼儿海晃悠，被明朝大将蓝玉侦知消息，率十万大军前去攻击。明军杀元军数千，生擒近八万人，就是跑了脱古思帖木儿本人。此时的北元皇帝再无昔日的威赫声名和尊严。逃往和林的路上，他被叛臣也速迭儿缢死。

百年之前，蒙古军队如同火山中喷流出的炽热岩浆，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他们的滚滚向前。他们骑着蒙古矮马，身上除了那张弓有些不成比例的长大外，武器简单而实用。正是凭借仍处于蒙昧时代的原始的冲动，蒙古武士以极少的人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征服，致使无数文明皆似漂亮的琉璃一样粉碎在狼牙棒下。

当时，欧洲的重铠骑士们有命逃回城市的，便向主教和国王渲染黄色面孔海洋般集涌而来的恐惧，这就是“黄祸”一词产生的由来。实际上，这些骑着高头大马、身穿精钢铁甲的大个子们无非是以敌人的众多来掩饰自己战败的无能而已。西进的蒙古军队虽然杀人无数、毁城无数、击败有建制的军队无数，但他们即使在最大的战役中也从未使用过十二万人以上的兵力。当然，“黄祸”渲染者的谎言，基本无人拆穿，因为己方的目击者基本上都已在惊愕中死于蒙古人的弓箭或者刀下。

光荣的蒙古武士，仅仅过了一百年，退化如此严重。与从前相比，他们的战马更高大，身体更肥硕，打仗的行头要复杂数倍，但仍然被汉人军队摧枯拉朽般的一败再败。他们一退再退，终于缩回青草漫天的草原。

其实，蒙古战士的体魄并未因百年岁月而变得虚弱，唯一改变的，只是他们昔日那种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勃勃勇气！

《明史》《新明史》对“鞑靼”的记载混乱不堪，均将其列于《外国传》中。但“鞑靼”系系相传，一直有二十八代之多，反观“大明”，不过才十六君而已。明成祖心中最拿蒙古人当成大患，亲征数次，仍旧不能把“黄金家族”的直系继承人连根拔掉。

北元最昙花一现的荣光，当属脱脱不花大汗时期，堂堂大明英宗皇帝，竟然成为蒙古军队的俘虏。明武宗正德年间，元朝正系后裔达延汗一举击败漠南蒙古西部的地方部落势力，基本上找回了昔日漠南漠北蒙古大汗的感觉。

1570年，达延汗的曾孙俺达汗手下有十余万蒙古铁骑，为蒙古诸部之雄。张居正等人很有政治远见，封其为顺义王，从经济上给予蒙古人不少好处，最终换来的是和平以及顺义王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1632年，满洲人猛攻察哈尔，把蒙古最后一位大汗林丹汗打得大败。1634年林丹汗窜至大草滩急火攻心发痘而死。1636年，女真人建立的后金汗国征服了漠南蒙古。时光流逝四百年，女真人的灭国之恨终于得报。现在反过来是蒙古王公要匍匐于女真人的马下舔靴尘了。

1644年，清兵在北京坐稳龙庭后，把蒙古诸部划分成四十九个旗，成吉思汗的子孙完全丧失了独立的领地。至此，他们祖先那宏阔帝国的美妙图景，永远地变成了昔日黄金般的回忆和静夜无人时焦渴的梦想。

如果读者想研究北元数百年的历史，就只得去翻看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无名氏的《黄金史纲》、无名氏的《大黄金史》、善巴的《阿萨拉格其书》以及《蒙古源流》。这些书皆成于十七世纪那一百年之中，西藏人写“黄金家族”史是为凸显喇嘛教在元朝受尊宠的“神话”，蒙古人写民族史是抒发愤懑，追述列祖列宗以及各位大汗的无上光荣。这些，总能暂时抚慰他们在清朝高压下那受伤的心。

可悲的是，明朝虽然号称是把汉族人从元朝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但宋朝以来定居王朝合理发展的势头已经被严重遏制和扭曲，中国人的主动性、创造性、进取性，都极大限度地停滞下来。所有这些，表现在民族性方面，便是汉民族长时期对自己产生了某种心理障碍，缩手缩脚，畏首畏尾。

明朝除了初期宣泄了残杀的劣性外，基本上完全没有了汉朝那种积极进取、努力拓疆的雄心，而是变得十分内向和拘谨，把自己的心理安全建立在一道长城之上。所以，崇祯帝自缢煤山的悲剧，其实早在明朝建立的那一刻已经有了某种征兆。帝国初立，已经有疲惫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