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未必“武”（3）

为了感谢蒙古宗王对自己的拥戴，元武宗用滥赏来收买这些人。对宗王如此，对亲妈和弟弟更加大方：“以金二千七百五十两，银十二万九千二百两，钞万锭、币帛二万二千二百八十匹奉兴圣宫，赐‘皇太子’亦如之。”至于贵族大臣、侍卫亲信，元武宗也是出手阔绰，加之兴建佛寺、治理漕河、大起宫室等费用支出，不缺钱才怪。

为了能使“改革”进行下去，元武宗还任意增设官职。他本人只要高兴起来，就随时降“天谕”，时时对亲随封官加爵。元武宗任期内，经他御笔赐官的，就有近一千人，且根本不经过中书省走程序，使得吏治大坏。就连元武宗奶妈的丈夫，也得授开府仪同三司。

元武宗所信用的人是脱虎脱这样的佞佛者和三宝奴这种自己昔日的贴身侍卫，“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基本被架空。所以，与忽必烈时期一样，尚书省这么一个庞大的“财政部”，基本把从前的中书省那样一个“国务院”的权力全包揽了过来。

这些人，理财也没有什么新办法，无非是大量赶印货币，使得“物重钞轻，钞法大坏”。他们罢废中统钞，新造出“至大银钞”，并在一年多时间内印制新钞近一百五十万锭。同时，又赶制铜钱通行于市，并下令“历代铜钱相参通用”。叮叮当当，怎一个乱字了得。

除此“币法改革”以外，增加收入的另一个办法自然是滥增税目。为了鼓励税课官们的干劲，元廷下令，对这些“专业人士”以征税多少来定级，与“工资”挂钩。如此，可以想见这些虎狼干吏们会以榨石头出油的精神和干劲，投身到火热的为国增税收的工作中去。

元武宗时代另外受后人诟病的，就是颁发“殴西僧者断其手，詈者截其舌”的残暴法令。元武宗佞佛崇僧，已经到达丧心病狂的地步。当然，元武宗之母答己笃信佛教，她在五台山造佛寺，不仅耗费金银无数，还造成无数役夫人命的死亡。每级浮屠，皆是由许多生命所堆垒。

对于元武宗时代黑暗的政治现实，官为监察御史的汉人张养浩最为清楚。他上《时政书》，明明白白指出元武宗的十大弊政。张养浩本人是个大文学家，其上书文采斑斓、义理明晰，足彰元武宗时代的弊害得失。

张养浩这篇长文，非一般章疏“公文”可以比拟。文采华章，可圈可点。它所抨击的内容，可套用于元朝统治的大半部分时间，不仅仅是武宗一朝。

上疏之后，当权者“不能容”，把他弄出翰林院“赋闲”，未几又构陷以罪，免去张养浩的官职，并“戒省台勿复用”。小张学得李孟那一手，唯恐祸及，乃变姓名遁去，逃得一命。

张养浩在元朝文学史上还是一位特别举足轻重的人物，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流存于世，共有小令一百六十多首，其中最有名的为《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不久，酒色过度的元武宗海山病死，时年三十一岁。

可称道的是，海山时代虽然政治弊端多多，其人品却不是很差。特别是对待其弟“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亲近无间。其宠臣三宝奴、亲信太监李邦宁都曾劝他立己子为帝，元武宗皆不为所动，终使元仁宗能顺利继位。

关于元武宗之政，有一个人还要提一提，即大太监李邦宁。

当今几乎所有对元武宗政治阴暗面的指摘，都落不下一个内容：授太监李邦宁为大司徒。而且，李太监还在武宗后期劝皇帝立自己的儿子为帝。众口一词，似乎李邦宁就是个百分百的坏人。

其实，所有持此种看法的，皆是由于不读史书原文，牵强附会，人云亦云。世易时移，李太监日益被涂黑，再无出头之日。

有元一代，正是因为贵族子弟充当侍卫的怯薛制度，太监弄权的情况几乎没有出现过，只有元顺帝的心腹高丽太监朴不花为祸最烈。而《元史·宦者传》中，仅有两个人，一个是李邦宁，一个是朴不花，其实是作为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也就是说，李邦宁是个人品相当不错的太监。

李邦宁，字叔固，杭州人，原为南宋皇宫太监。宋恭帝投降后，他随宋室入大都，因为有医术并熟悉宫殿礼仪，得事元宫内廷。李邦宁警敏聪明，又有语言天才，很快就说得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和诸蕃语，深得忽必烈欢心，在宫内官职越做越高。忽必烈死前，李邦宁已是“礼部尚书”，并“提点太医院事”。

元成宗继位后，李邦宁因忠于所事，仍受重用，并进昭文馆大学士。元成宗生命中最后十个多月缠绵病榻，老李终日医护，须臾不离左右，全尽人臣忠心之意。所以，元武宗夺得帝位后，对历事元世祖、元成宗两代皇帝的这位老太监十分敬重，并授他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这样的实官。李邦宁固辞，表示：“为臣以阉腐余命，得侍至尊，高爵厚禄，已经荣宠过甚。宰辅者乃佐天子治理天下之臣，如此之职，奈何授予我这等阉寺之臣。陛下纵然爱宠为臣，天下后世又如何评价您，为臣诚不敢奉诏。”一个太监，能这么明白，说出这样的话，不得不让人另眼相待。

此外，一次元武宗母子在宫中的大安阁看见一个竹箱，便问李邦宁内中有何物。李邦宁说：“此乃世祖皇帝贮存裘带所用，想让后代子孙铭记他在世时的俭朴，以为华侈之戒。”元武宗为之叹息，但对身边的蒙古宗王说：“世祖虽神圣过人，就是太吝啬了。”李邦宁不怕武宗不高兴，马上反驳说：“不然！世祖皇帝一言一行皆为天下后世榜样。天下所入虽富，如滥用不节，必致匮乏。自成宗皇帝以来，岁赋已不足用，又广赐宗王，资费无算。长此以往，必将厚敛百姓，那可不是什么好事。”这些话要是别人说出口，说不定立刻掉脑袋。由李邦宁这么一个宫中“老人”说出，“太后及帝深然其言”。所以武宗才授其大司徒一职，后来又“遥授”丞相，行大司农事。可以说李邦宁享尊荣已极。

可见，李邦宁在武宗一朝，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他也不是引武宗做坏事那种人。实际上，他一直以长辈身份要元武宗学好。而且，元武宗爱酒爱色，连祀太庙都不亲自去，也被李邦宁进谏，最终他不得不亲自备法驾淋浴斋戒去祭祀祖先。

元仁宗的亲近臣下很讨厌李邦宁。武宗皇帝临崩前，李曾劝说道：“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渐长，父子家天下，古之至道，为臣未闻皇帝有儿子而立弟弟为继承人这样的事情。”但元武宗深知自己的帝位实赖兄弟玉成，便不悦道：“朕志已定，你有话自己去同皇太子说。”闻此言，史书上讲李邦宁“惭惧而退”。

据笔者忖度，李太监不一定感觉“惭惧”，他只是尽了人臣之责而已。他本来就是宋室太监遗臣，深谙儒家道义，知悉“父子家天下”的古意，进谏忠言，不是什么奸邪行为。当时或者后世，总有些人以他对元武宗的谏劝作为李太监的“罪状”，殊不知，元代后来的事实证明，兄终弟及的遗祸是何其巨大。

元仁宗继位后，其左右搬出此事来讲，要“今上”杀了李邦宁。好在元仁宗为人也比较厚道，说：“帝王历数，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怀”，并加封李邦宁为开府仪同三司、授集贤院大学士，弄个虚衔把他养起来了。

李邦宁很低调，新帝即位赐钞千锭，他辞而不受。不久，李邦宁获派去代替皇帝祭奠孔圣人。行礼时，遇大风突临，庑烛尽灭，致祭礼品皆被吹落。为此，李邦宁以为是圣人降谴，悚息伏地不敢起身，惭悔累日，最终竟然因此忧虑成疾，一病不起。从此事可以看出，李太监内心中的道德感与儒士大臣无异，绝非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