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堂到地狱的幻灭（2）

元朝对儒士的歧视，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资料：其一是谢枋得《叠山集》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所述：“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其二，是郑思肖《铁函心史》：“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种说法的“七猎八民”，与“七匠八娼”稍有出入；其三，元人笔记《初学集》有载，“蒙古分民为十等，所谓丐户，吴人至今贱之”，虽未提及“儒”排第几，但证明元朝的“等级”分类肯定存在。

今人治史，好兴“翻案”来博取点击率和注意力。为此，不少人撰文讲元朝对儒士没有所讲的那么坏，他们所持论据，无外乎把忽必烈早期“优待”儒臣等摆出来说事，要不就是列举元朝中后期恢复科举等“仁政”。

忽必烈利用汉朝文臣不必细讲。从科举方面看，元朝对科举制进行摧残，使得原金国占领地区长达八十年无科举，江南也有四十年左右没有开过科，直到元仁宗时才“装饰性”地恢复科举，其实也只有三年一科，到元亡仅仅开过十六科，每科取七十多人，“南人”仅占其半。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元朝一代，汉族士人能走上仕进之途者至多五六百人而已，且终生沉沦下僚，完全是大元统治的点缀和装饰。

读书的士人，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

所以，儒士们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做“吏”，二是走教职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异态。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不知这九品算什么。所以，“九儒十丐”是元朝的社会现实，绝非遗民们激愤夸大的不实之语。

当然，还有人说，元朝文网疏阔，没有文字狱——以此来证明元朝对士人的“宽容”和“厚道”。如此，则大错特错。元朝统治上层，基本不通汉语。至于高级官吏，唯利是图，又多色目人，自然对“字里行间”之事不甚关心。元朝官吏中不少人目不识丁，他们对于书押文卷，只会攒起三指，染墨印于纸上，如同现在派出所按指纹，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签名。稍好一点儿的，就以印章代签名。

据《辍耕录》记载：“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印章，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元史》中《塔塔统阿传》记载：“乃蛮大扬可汗，尊之为傅，掌其金印及钱谷。”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亡去，“帝诘之曰：‘汝负印何之？’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均用此为信验。’帝善之，命居左右，嗣后每有制旨，辄用印章”。

可见，蒙古大汗当时脑子里连玉玺、私章等的要领一丝皆无。这些人崛起沙漠，毡裘存旧俗，尚巫信鬼，连字都不会写，自然不会寻章摘句大搞“文字狱”。

所以，元朝文网之宽疏，是由于蒙古统治层没有“侦破”手段，并非是大元的什么“有容乃大”。至于其治下的汉族“辅佐者”，他们沉抑下僚，郁郁不得志，自然不肯向蒙古人告发同胞在诗文中的牢骚和发泄。到了日后的满洲皇族，个个高度汉化，连有人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会被诬为讥讽清廷而被提进囚牢杀头。同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相比，元朝的文禁几乎不存在，谢枋得可以一口一个“胡虏”，郑思肖可以一口一个“犬羊”，并高题诗句：“大军四十万，谈笑却胡尘。”

可笑的是，甚至元朝贵臣自己也不忌讳词语，色目人贯云石乃色目世臣出身，其诗《筚篥乐》中竟有“胡尘不受紫檀风”之句，而他此诗的墨宝真迹流传到清朝，收藏者害怕遭受当局迫害，竟把“胡尘”两个字挖去，使“文物”受损不浅。

至于显摆清帝文治的《四库全书》，与其说是修书不如说是毁书，“虏”“胡”等字皆删改，“胡尘”改为“烟尘”，“腥膻”改为“狼烟”，实在不好删改的就用空格来代替，把汉文化典籍和图书弄得百孔千疮。

元朝时期，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不仅仅亡国也是“亡天下”的时代。“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顶笠左衽，衣冠尽变，短衣辫发，这些“形式”尚可容忍，最重要的是华夏文明也被逼到了“厓山”。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图仕进的康庄大道，忽然变成了死胡同。春风得意的向往，随着马蹄声声和膻风阵阵，皆幻化为末路穷途的哭声。

生存或者死去，确实成为一个重大的人生问题。是做孤臣义士，还是做朝廷鹰犬？是同流合污，还是高蹈隐遁？是大义凛然，还是谄肩媚背？

谢枋得和赵孟頫，就是南宋遗民中两个截然相反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