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尽桃花扇底风

元朝的覆灭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

当然，这种景象并非元末才有，实际上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元代，只不过“发展”到末期，“名目”得到更细的划分。

政治上自不必讲，元朝“四种人”的划分，是毫无遮掩的民族压迫。经济方面，的破坏可谓“罄竹难书”。北方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最为悲惨。几个世纪以来，契丹、女真、蒙古，一次又一次浩劫，人口锐减不说，大部分良田变成荒地。

蒙古人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以后，不仅“继承”了宋、金留下来的大片“官田”和“公田”，还把战争中死亡人户的有主土地划为“官田”，并强行将当地汉人正在耕种的良田没为“公田”。然后，“慷慨”至极的蒙古大汗和皇帝们很快把这些田地分赐给宗王、贵族以及寺庙。这些领主，各拥赐地，俨然是独立王国的土皇帝。大的“分地”，可广达方圆三千里，户数达二十万之多。由于“分地”有免役特权，寺庙又免纳租赋，最后一切沉重的负担，均转嫁到所谓的自由民身上。

特别是在统治初期，元朝贵族不喜欢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动辄将上万顷的土地抛荒，使之成为他们梦想中的“草原”，以供放牧之用。其间，供他们残酷役使的“驱丁”，则完全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

在中国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掳掠卖到北方做奴隶以外，当地汉族人民还要忍受与元朝上层相勾结的汉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压迫。这些人并不因为自己一直身处南方而在剥削方面稍显温情，他们甚至仿效北方那种压榨“驱丁”的方式盘剥佃户。

元朝佃户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整家整家的可以被田主任意典卖，他们所生的后代仍是男为奴仆女为婢，完全是农奴制的一种另类表现形式。在大罗网中分散的少量的自耕农，仍旧被元朝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他们常常又跌入另一种万劫不复的深渊——向官府以及与官府勾结的色目人借高利贷，即骇人听闻的“翰脱钱”，这种高利贷的利息有个听上去好听的名字：羊羔儿息——一锭银本，十年后即飞翻至一千零二十四锭。

在这种情况下，自耕农的破产与逃亡，成为元代社会的常态。

对元朝帝国大唱赞歌的人们，总是炫耀地声称元代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品货币关系：纸币交钞是大元帝国唯一合法的通货，在欧亚大陆诸多地区畅行无阻。但是，这种“畅行无阻”，是基于铁火强权和刀锋下的强制。

除元初忽必烈时代交钞尚有基本信用外，这种基本上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政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元朝政权贪淫暴政下肆无忌惮的掠夺。

老皇帝忽必烈死后，元朝的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加剧。

“红巾军”起义后，军费支出剧增，元廷只能天天拼命赶印纸币，最终使得这些“通货”形同废纸。即使是在所谓的“和平年代”，元凭这种纸币不断地掠夺人民的资产，除支付军费、征服开支以及维持官僚机构运行外，都是套取现货输往海外，换来一船又一船、一车又一车价值连城的宝石、美酒、金银器、地毯等奢侈品。

所以，令一部分东西方元朝史家夸夸其谈的横跨欧亚的帝国交通线，最初的目的就是便于运输这些帝王贵族的“必需”之物以及能够更快更准确地把帝国军队派往每一处角落镇压任何可能的反抗。

至于后世所谓的“加强了世界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非元朝统治者的原意。他们至死，也没什么人会想到这样的“积极意义”。而且，设驿站、铺道路、开漕运的所有这些“方便”，无不是建立在汉族人民的血汗之上。

元朝的崩溃，很大程度上也源自这小小的片纸钞币。财政崩溃后，再想维持统治，难比登天。

工商业方面，一反宋代普及化、平民化的高度精细，元代分成极端的两极：宫廷、贵族所使用之物精益求精，一般人民所使用的器皿粗滥不堪。如果我们现在进入博物馆参观，看那些分朝代陈列的器具，人们立刻会发现元代时期工艺方面出现的惊人倒退。

当然，元朝统治者在一开始就对工匠无比“重视”，每到一个地方屠城，只有工匠和具有“特异功能”的巫祝等类人“幸免”，他们需要这些“工奴”为自己生产制作高端消费品。

统一全国后，元廷把几十万户工匠全部聚集在大都，建立工匠“集中营”，让他们夜以继日地为宫廷和贵族生产精细用品。而“工奴”们得到的只是仅够活命的口粮和食水。

在这种条件下，工匠的创造力和积极主动性几乎无从谈起。所以，相比宋代那种独立手工业和工匠雇佣制度，元代的手工业倒退到奴隶制时期的水平。如此，手工业严重退化，商业肯定也随之倒退。

施行如此残暴而无人性的统治，元朝的灭亡就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