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辩悬河突厥种

迺贤

2000年，一位收藏爱好者从市场上购得一册元代墨迹：《城南咏古诗》书法作品。后交启功先生审阅，这位书法大家大叹称奇，认定这是元代大诗人迺贤的书法真迹，并希望对方能把这份国宝级文物捐给故宫博物院。同时，启功先生马上写了一封长达三页纸的信给故宫博物院院长朱诚如，说明这幅作品“不仅有艺术价值、文献价值，且属祖国古代民族华化见证之一，以物之稀，故弥珍贵也”。为此，故宫博物院马上联系收藏者，出资购买了这幅国宝。

这位让启功先生拍案称绝的作品的主人公迺贤，字易之，别号河朔外史。他的祖先乃西突爵葛逻禄氏，而“葛逻禄”的汉译意思为“马”，所以迺贤又名马易之，又称合鲁易之、迺贤易之，等等。

葛逻禄部世居金山。其祖上为当年蒙古西征军签军入中国，编入“探马赤军”，参加过灭金灭宋的战斗。元朝统一后，迺贤家族迁于南阳，后来他随兄南迁，定居于浙东的鄞县。其兄塔海乃进士出身，官至嘉定宣慰使。

与萨都剌、贯云石、马祖常不同的是，迺贤一生蹭蹬不遇，终年为衣食奔波，大多数时间内穷愁潦倒，基本上没有享受过“贾宝玉”式、“纳兰性德”式的富贵生活。

值得庆幸的是，迺贤青少年时代所居的鄞县名儒辈出，高岳、郑觉民等汉族硕儒均曾亲自授课于他。因此迺贤的儒学功底大异常人，他本人也成为浙东士林精英的一分子。不巧的是，元顺帝至元元年曾一度罢废科举，使得如迺贤一般的士子大受挫折。

首次去大都就碰壁，迺贤作《行路难》一诗：

行路难，难行路，黄榆萧萧白杨莫。

枪竿岭上积雪高，龙门峡里秋涛怒。

嵯峨虎豹当大关，苍崖壁立登天难。

千车朝从赤日发，万马夜向西风还。

鉴湖酒船苦不蚤，辽东白鹤归华表。

夜雨空阶碧草深，落花满院行人少。

世情翻覆如秋云，誓天歃血徒纷纷。

洛阳争迎苏季子，淮阴谁识韩将军。

行路难，难行路，白头总被功名误。

南楼昨夜歌舞人，丹旌晓出东门去。

子午谷，终南山，青松草屋相对闲。

拂衣高歌上绝顶，请看人间行路难。

有研究说此诗作于至正九年，是迺贤贺元朝右相多尔济得封辽东国王所作，描写就职远征的艰辛。但据笔者看，个人怨愤，溢于诗间。

至正五年，迺贤第二次北游大都，寄寓于金台坊。此次游历他作诗不少，并写出了两卷本的《河朔访古记》，亲自到包括上都在内的许多北方古城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写于至正六年的《京城燕》最为脍炙人口：

三月京城寒悄悄，燕子初来怯清晓。

河堤柳弱冰未消，墙角杏花红萼小。

主家帘幕重重垂，衔芹却向檐间飞。

托巢未稳井桐坠，翩翩又向天南归。

君不见旧时王谢多楼阁，青琐无尘卷珠箔。

海棠花外春雨晴，芙蓉叶上秋霜薄。

以物拟人，迺贤此诗中包含着无尽的愤怒。

思乡归思乡，忧愁归忧愁，北方大地的壮阔景色也让诗人豪情倍增，追昔抚古，诗情盎然。其中最有名的包括《塞上曲五首》：

其一

秋高沙碛地椒稀，貂帽狐裘晚出围。

射得白狼悬马上，吹笳夜半月中归。

其二

杂沓毡车百辆多，五更冲雪渡滦河。

当辕老妪行程惯，倚岸敲冰饮橐驼。

其三

双鬟小女玉娟娟，自卷毡帘出帐前。

忽见一枝长十八，折来簪在帽檐边。

其四

马乳新洞玉满瓶，沙羊黄鼠割来腥。

踏歌尽醉营盘晚，鞭鼓声中按海青。

其五

乌桓城下雨初晴，紫菊金莲漫地生。

最爱多情白翎雀，一双飞近马边鸣。

其一表现的是北方民族夜猎的场面，欢快豪情，诸人骑马踏月吹笳而归。其二表现游牧部落迁徙场面，毡车杂沓，大雪天气涉过滦河。其三写的是一个头绾双鬟的小姑娘爱美插花的意态。其四描写草原人民踏歌狂舞、尽醉至晚的豪放场面。其五写塞上风景，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展现得淋漓尽致。

十多年云游闯荡，壮则壮矣，金尽囊空之后，迺贤只得又返回南方的家中。为糊口计，他出任东湖书院山长。

几年平静生活过后，至正二十二年，元廷下诏召迺贤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求官心切的诗人立刻收拾行装准备北上。当时江南乱起，陆路不通，他只得经海道辗转入大都。

两年后，元廷派他南还，替朝廷祭祀南岳等地，“为国祈福”。这种“任务”，终让老诗人有一个“衣锦还乡”的机会。

乐极生悲，迺贤北还时，贼锋更盛，处处硝烟。他一路狼狈，最后加入元朝大将桑哥失里的幕府当参议。还好，朱元璋北伐时，迺贤中风病死，时年大概六十岁，终免死于大明帝国的刀下。

迺贤一辈子生活颇为不容易，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溢于诗间，代表作有《新乡媪》《卖盐妇》《新堤谣》《颍州老翁歌》等多篇，很有“诗史”价值。

最值得一表的是，元末已经有“倭寇”骚扰浙江沿海等地，为此，迺贤有《送慈上人归雪窦，追挽浙东完者都元帅》诗二首，其中一首极为豪放，这位突厥贵种出身的色目人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痛斥侵袭沿海的倭寇，大肆宣扬了元朝大将驱逐敌人的壮志豪情：

日本狂奴扰浙东，将军闻变气如虹。

沙头列阵烽烟黑，夜半鏖兵海水红。

筚篥按歌吹落月，髑髅盛酒醉西风。

何时尽伐南山竹，细写当年杀贼功！

清朝诗歌评论家顾嗣立表示：

元时蒙古、色目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辈出。贯酸斋、马石田开绮丽清新之派，而萨经历大畅其风，清而不佻，丽而不缛，于虞、杨、范、揭外，别开生面。于是雅正卿、马易之、达兼善、余廷心诸公，并逞才华，新声艳体，竞传才子，异代所元也。

仅从元代少数民族作家群就可以看出元代诗文仍旧有所成就。从统计数字看，元朝的诗人有四千多个，存诗十三万首有多。相较之下，唐代流传至今的诗作为五万余首，诗人二千二百余家；宋代有诗人九千多位，存诗二十七万余首。

但是，唐、宋两朝都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以此相较，元朝才一百年左右，能出现这么多的作家和作品，确实称得上“繁荣”二字。

当然，在诗歌方面，元代并无开山创派的大家。元代诗人的作品，仍囿于唐宋诗歌的藩篱之内。只有从萨都剌、贯云石、马祖常、迺贤这些“色目”作家的作品中，我们才能品味到有元一代才人诗文的卓尔不群之处。如果抛开民族偏见，不偏不倚地审视元代这些奇人逸士的作品和人格，我们定会惊喜发现许多熠熠闪光的亮点。

另外，对于这些色目人群中的精英分子，如果安静下来，抛开种族的眼光去观察他们，我们也会发现，在元帝国时代，他们也是艰辛地生活在夹缝之中。即使从语言方面，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也比第一等人和第三、第四等人花费的精力要多得多。蒙古贵族当然是只以蒙古语为傲，汉人和“南人”自然不必理会蒙古语。这一点，从元朝灭亡后的结果可以清晰体会到，蒙古语言和西亚文化对汉人影响甚小。退回大漠中的蒙古人很快就恢复并适应他们昔日的生活方式，根本未曾汉化过。而这些色目人，作为承上启下者，他们一方面作为统治者的得力助手要把事情做好，另一方面要同汉人搞好关系，对上对下，均要小心翼翼。

特别是元朝后期，随着色目人群在熟练掌握蒙古语、畏兀儿语、波斯语的同时，他们还要能以高难度的古汉语写诗度曲与汉族精英交流唱和，以便最终使自己能从里到外变成真正的“中国人”，这是多么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