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帝王的“精神生活”

佞佛滥施

蒙古帝国兴起之后，施政残酷，赋税繁重，但在宗教政策方面却出奇的开放，允许“百花齐放”。当然，一切均有一个前提：为大元帝国服务！

刀光剑影之中，十字架、降魔杵、道锣、祅火，好不热闹。

蒙古人本身信奉的宗教，是一种多神的萨满教，即女巫跳大神的那种原始宗教，占卜烧骨，驱魔治病，祈祷“长生天”，信仰“三魂”，形式比较低级。成吉思汗时代，中原汉地的僧人海云和道士丘处机等人深得青睐。但并非是因为这些人的道行和佛法让铁木真开窍，主要是老可汗想从这些人身上得取“长生不老”术，典型的蒙古实用主义思想。

蒙哥汗时代，密宗高僧那摩获得信任，并在1255年于和林举办的僧道第一次辩论会上击败道士，蒙哥汗为此宣布，“佛门如掌，余皆如指”，把藏传佛教置于儒、道两教之上。

三年以后，僧道第二次辩论会——“开平之辩”，由忽必烈主持，由于他本人的“上师”就是吐蕃人八思巴，倾向性明显，自然佛教又获胜。

讲起元朝的藏传佛教，必定要讲八思巴这个人。此人是萨迦派首领萨班的侄儿，七岁时即能诵经数十万言，“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萨班去世后，这位少年便被拥戴为萨迦派第五位教主。

1252年，八思巴在六盘山与时任总领漠南军事的蒙哥汗之弟忽必烈相见。由于行军要经过藏地，忽必烈把八思巴请来，想让他协助蒙古军到藏地征集军需物资。八思巴婉拒，表示说藏地地广人稀，财源稀少。忽必烈恼怒，便想马上打发八思巴回老家。但是，由于忽必烈的正妻察必信奉密宗，便劝夫君说，八思巴功德盛大，应该把他留下。此前，察必刚刚接受了八思巴的“喜金刚灌顶”。

“灌顶”本是古印度的一种宗教仪式，即取四海之水灌洒于国王头顶以致福运，后为密宗借用，常以此仪式向人行传法灌顶和结缘灌顶。女人喜欢这些奇怪的仪式，察必受灌后把自己价值连城的一粒硕大珍珠“贡献”给八思巴，崇敬得不行。

枕边风最硬，忽必烈传召八思巴觐见。为了保住萨迦派在藏的优势，八思巴历数自己宗族教派长期以来在吐蕃、西夏、印度等地的崇高地位。

派人查问，一切属实，忽必烈大悦，与八思巴日见亲近。

在老婆察必的撺掇下，忽必烈也想“灌顶”。关系好归关系好，八思巴非要忽必烈在仪式上跪受仪式，以弟子身份膜拜“上师”。忽必烈不悦，蒙古人当时正在兴盛的巅峰，自然不愿意宗教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

最后，还是察必提出一个折中方法：“听法及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恐不能镇伏，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不下诏命。”

这稀泥和得好，既让忽必烈脸面过得去，又给了八思巴在吐蕃“话语权”的实惠。

皆大欢喜之余，1253年初，忽必烈在大营中接受“喜金刚灌顶”仪式。当时，“弟子”三十八岁，“上师”才十六岁。

仪式结束后，忽必烈向八思巴“孝敬”了一块由巨大羊脂玉雕成的印玺，并赠黄金、白银、珍宝、袈裟无数。而后，八思巴经凉州返回西藏，但师徒二人精神上的关系十分亲密。

忽必烈支持密宗、推崇藏传佛教的最初出发点，无非是想“因其俗而柔其人”，统战手段而已。

但蒙古人一直缺乏健全的、高级的“精神生活”，佛教又“博大精深”，忽必烈很快就成为真正虔诚的佛教徒。中统元年，忽必烈继汗位后，马上封八思巴为国师，授其白玉大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至元元年，忽必烈又设总制院，负责蒙古的一切宗教事务，并让八思巴负责。

所以说，忽必烈时代，八思巴成为元帝国一切辖地的“精神领袖”，真正的“教皇”。藏传佛教，终于奠定了他们在蒙古统治地区的无上地位。

八思巴对元朝做的真正有实际意义的一件事，是奉诏创制蒙古新字，这种文字，“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蒙古人兴盛后，曾依据畏兀儿字母拼写蒙古语言。所以，八思巴的“蒙古新字”，终于填补了元朝“立国规模”的一项大空白。

为表彰其功，忽必烈“升号八思巴曰‘大宝法王’，更赐玉印”。八思巴“新字”，实际上是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又弄出整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由于他本人精熟梵语、蒙古语，且是学者出身，在弟子的帮助下，创造出这种文字方案，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但是，由于八思巴文难于习写，不能在帝国中下层以及汉人中间推行，元末渐废弃不用。现在，对八思巴文的研究，反而成为不少中外学者的“饭碗”——因为忽必烈时代的不少公文、案牍、碑刻以及钱币上均有八思巴文，许多佛经也译成八思巴文。

1276年，八思巴回藏地。忽必烈依依不舍，一直把这位“精神导师”送到青海的阿尼玛卿雪山之下，二人才依依惜别。

四年之后，八思巴病死，年四十六。

忽必烈闻之震悼，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基本把能用上的好字都用上了。

从八思巴本人来讲，他不仅推动了蒙藏之间的关系，还加强了吐蕃藏地依附中原帝国的纽带，确实是个“好人”。而后，清朝帝王有样学样，进一步利用宗教关系强化了对西藏的统治，并推陈出新，创造出达赖、班禅等转世制度，确保了对藏地的统治。

此外，据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的《草木子》记载，忽必烈尊宠八思巴，还有以下的一个原因：

世祖既定天下，从容问刘太保曰：“天下无不败之家，无不亡之国，朕之天下，后当谁得之？”刘曰：“西方之人得之。”世祖以八思麻帝师有功，佐平天下，意其类当代有天下。思为子孙长久计，欲阴损其福，而泄其气。于是，尊其爵至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丰其养至于东南数十郡之财不足以资之，隆其礼至于王公妃主皆拜伏如奴隶。甚而为授记，藉地以发，摩顶以足，代马凳子以脊，极其卑贱。及其既死，复于西方再请一人，以袭其位，事之一遵其制。其所以待之如此者，盖所以虚隆其至贵之礼，冀阴消其天下之福，以延其国家之命。岂知历数不可以虚邀，福禄为彼之妄得？

这种记述，很有可能也是忽必烈的一种心理描绘，毕竟元朝皇帝都是大迷信之人。可见，后来的清朝达赖和班禅的转世制度，最早的灵感皆是源于忽必烈。

由于八思巴受到如此宠遇，蕃僧在元朝国内的地位日益提高。这些人自恃能为蒙古帝王祈祷行愿，恃恩恣行，成为色目人中势力最大的一伙儿。

忽必烈即位不久即颁诏书，下令各级官员、军队对藏僧“皆不准欺凌，不准摊派兵役、赋税和劳役”。密宗的殿舍，连金牌使者也不能占宿，更不准向喇嘛庙索取饮食和派差役，并且详细列明密宗寺庙不能占用的财产名目。

至于施舍赏赐方面，元朝皇帝对密宗僧人的滥赏，数目之巨，骇人心目。仅忽必烈对八思巴一人的赏赐，就令当时的汉人大臣感慨：“国家财赋，半入西蕃。”

而且，元朝基本上每位皇帝即位前，都要接受形式烦琐的藏传佛教仪式，先受佛戒，再登帝位。由此，元朝皇帝对藏僧赐物赐田，不计其数。举例来讲，据虞集《道园学古录·刘正奉塑记》记载，寺内立有“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据碑上文字，这一处寺庙，就在大都城外拥有水田近三万顷，旱田三万五千倾，并占有山林湖泊鱼荡竹场等二十九处；泰定帝时，大天源延圣寺仅在吉安、平江二地就有一千多亩田为“永业”；元文宗时代，川地的大承天护圣寺，一次就获赐十六万九千多顷土地为“永业”。

与之相较，云南一地，建孔子庙为学校，元廷仅拨地五顷。没过几年，这五顷地为当地的大德寺所侵夺。

由于地位尊宠，有地可图，藏僧来内地者络绎不绝。元朝大德年间，藏地每年平均有千名僧人来内地，其中除一些奉召为帝王宗室做佛事外，不少人是来中原和江南贩运货物求财的。他们往返的巨额费用不仅元政府要“报销”，连交通工具都是元朝政府全程提供。

由于贩运货物数目巨大，每年都累死驿马无数。为此，元朝的汉臣痛心疾首地讲：“佛以清净为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贪慕货利，自违其教，一事所需，金银钞币，不可数计……生民脂膏，纵其所欲……畜养妻子，彼既行不修诘，适足亵慢天神……比年佛事愈烦，累朝享国不永。”

特别可恶的是，不少藏僧身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数百，驿舍都住不下那么多人。气焰嚣张之外，他们还常常霸占民房，奸淫妇女，没有一点儿佛家子弟气象。

可笑的是，元朝统治者，不仅帝王宗室男子受戒，妃主及贵臣妻妾，也常常延诏帝师入家中“受戒”。男人们自外归家，听说自己的娘子受戒，就闭户不敢入内打搅。如此，“受戒”竟成为贵族妇女与番僧淫乱的绝佳借口。

“妃王寡居者，间数日，则亲自赴堂受戒，往往恣其淫佚，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草木子》）由此，他们又会得到更多的物质回报。

最嚣张时，藏僧不仅敢从监狱抢人，连宗王王妃也敢因争道而拉之下马，痛打恶骂。事情上报后，元廷皆诏释不问。元文宗时，还颁旨令“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对藏僧回护至极。番僧中最恶者，当属杨琏真迦。忽必烈时代，此人被任命为江南释教都总统。这位杨琏真迦怙恩横肆，穷骄极淫。他最大的“功劳”，是在元世祖的默许下，发掘南宋诸帝陵寝。穷刨深掘后，杨琏真迦盗尽南宋陵墓内的珍宝，然后把诸帝尸骨混在一起，又杂置牛马枯骨埋于地下，上筑一塔，名曰镇南塔。

而且，密宗习俗，如得帝王骷髅，据说可以厌胜致富。所以，南宋诸帝的头盖骨，均被杨“总统”挖出镶金嵌银当成法器和酒器。特别是宋理宗的尸体，由于传说中他嘴里有大粒夜明珠，被杨琏真迦派人倒悬于树上，沥干水银后，遍剖胸腔头部，探找那只大珠子。

除南宋诸帝陵外，杨“总统”连南宋旧臣的坟墓也不放过，共掘坟一百一十一处，彻头彻尾一个“掘坟贼”。

在杭州任上，杨琏真迦收受美女宝物无算，攘夺盗取财物，共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玉器大小百十有一、杂宝贝五十有二、大珠五十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这些“罪状”，只是他贪渎的很小一部分。对此，元廷的处理也只是对他抄家了事，没过多久就把杨琏真迦放了。现在，杭州灵隐寺内山上那些不伦不类的石佛像，皆是当年杨“总统”的“杰作”。

对于宗教，忽必烈其实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只要对他“有用”。信奉什么都可以，前提是必须为蒙古统治服务。看似开明的宗教政策，实则蕴含勃勃杀机。

举例讲，忽必烈对伊斯兰教大力扶持，但当有基督徒告诉他《可兰经》中有“尽杀一切多神教徒”时，他登时青筋暴露，马上找来大都的伊斯兰教士询问此事是否属实。其中一名教士回答说确实有此类记载。忽必烈冷笑：“真主既然命令尔等尽诛异教徒，奈何尔等现在不立时杀尽他们呢？”

此教士回答：“时机未至，吾等尚缺尽诛异教徒的手段。”

忽必烈大脸一沉，怒叱道：“我倒有此手段！”立命卫士砍掉回话教士的脑袋。

同时，他对回族人割喉杀羊的习俗和其他饮食习俗也十分不满，表示：“此辈乃我大元奴属，饮食敢不随我朝乎！”于是下令，敢有再以断喉法宰杀羊只的，将被以同种方式处死。

虽如此，由于元朝回族人能经商致富和为蒙古人敛财，仍旧大受信任。特别是阿合马专政二十年，援引同类，回族人的势力更是渗透到帝国各个角落。值得注意的是，阿合马本人似乎并不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在宗教方面，忽必烈擅长在各教之间搞制衡。乃颜叛乱失败后，望见战场上狼藉遍地的顶端饰有十字架的乃颜部军旗，元军中的伊斯兰教徒欢呼：“看吧，跟随这种宗教的人，已经被歼灭了！”忽必烈闻言，坐在大象背上顿发雷霆，发表高论，指出乃颜的失败，正是他的叛逆之行激怒了上帝，所以才遭严惩。“上帝”是不能被冤屈的，上帝不会站在乃颜这种谋逆之贼的一边。所以，每逢复活节等节日，忽必烈总是装出一脸虔诚，与基督徒们一起举行宗教仪式，像模像样，收买人心。从他对马可·波罗一家的厚待，可以看出忽必烈对基督徒确实有好感。这些人不仅能向他贡献各种异宝奇珍，还能向他讲述各种奇闻逸事和蒙古人未到之地的风土人情。

忽必烈时代，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最为沦落。丘处机死后，全真派随着教长的死亡一蹶不振。特别是二次佛道大辩论，倾向性明显的忽必烈彻查道教徒伪造道经之事，并下令当众剃掉参与辩论的道士头发，迫其为僧，狠狠羞辱了这些“仙风道骨”的道徒。

当然，道教中的正一道“天师”张可大由于在忽必烈攻南宋鄂州时献过媚言，称其王爷后二十年当一统天下，忽必烈记之于心。大元建立后，张可大已死，忽必烈便把其子召至大都封官晋爵，派他主持江南地区的道教事务。忽必烈本人身上萨满教的心性十分明显，对于谶言、巫术、烧骨、施咒等最感兴趣，教门义理倒成为次要。除正一道外，北方的太一道因能为皇帝“祠醮”，一度大受青睐。

总体而言，在元代，作为汉人本土宗教的道教颓势明显，连遭打击，一蹶不振。到了清朝，异族入统中原的帝王们与元帝一样崇佛，道教更是被排挤得几无立足之地。

特别重要的是，蒙古人对亚洲，特别是中西亚的伊斯兰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以伊儿汗国为例，旭烈兀与其蒙古、突厥上层统治集团曾到处残杀迫害伊斯兰教徒。但是，到他曾孙合赞汗统治期间，为了能使宝座稳固，合赞汗下令全体上层蒙古统治集团及军队将领、士兵全部皈依伊斯兰教。由此，波斯大地彻头彻尾变成了伊斯兰地区。昔日存在的多种宗教，几乎全为一种宗教所代替。这种局面，如果不是蒙古人的铁血政策，单靠宗教本身的力量，不可能如此快地“立竿见影”。

在汉地，忽必烈并未被儒臣说动“以夏变夷”，而伊儿汗国和金帐汗国蒙古统治者却被当地征服者同化。被同化后，他们靠强力使广大地区泛伊斯兰化。

世界历史中最饶有趣味的一个现象是：一个地区一旦伊斯兰化，就会永远伊斯兰化。

可悲的是，强力的合赞汗死后，伊儿汗国迅速衰落，军事帝国的弱点很快把汗国带入坟墓。而他推行的伊斯兰化，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