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下的煌煌帝国（四）

自树“功德碑”的吐蕃人——桑哥

桑哥，吐蕃人，其发迹之起因，在于他能通诸国言语，是个有语言天赋的“高级翻译”。当然，在元朝仅仅是个“舌人”翻译是混不出名堂的，即使是会造抛石机的“高工”，攻城缺材料时也会被蒙古人扔入壕沟充当填充物。桑哥之所以能接近帝室，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是蒙古国师胆巴的弟子。

胆巴之名，现在几乎无人知晓，但在元朝时，他的大名仅次于八思巴。胆巴本人是“法王上师”萨班的高徒，中统年间由帝师八思巴推荐，得以面见忽必烈，得到信任，奉诏居于五台山主持佛事。由于他名气大，常往来京城间，为蒙古王公们授法灌顶，加上他能以藏药治病，很受器重。

胆巴的相貌很特别，长有两颗大而长的龅牙，露于唇外。这种大龇牙，在当时蒙古人眼中被视为“异相”。胆巴一张大脸虽然有些像鼹鼠，为人却很正直。

至于桑哥，由于一直狡黠豪横，胆巴对这个徒弟日益生出反感，斥责并与之疏远。但是，桑哥喜欢言财生利，正得忽必烈欢心。忽必烈把他升为总制院使，类似今天“宗教事务局”的主管，还有治理藏地的实权，地位越来越高。

他入相后，向忽必烈进谗言，把胆巴国师外贬，一会儿把这位高僧贬往临洮，一会儿又把他流往潮州，很想使胆巴在途中劳累得疾而死。

恶徒欺师，从此即可看出桑哥的卑劣人品。不过，胆巴命大，桑哥被诛后，终于活着回到大都。

其实，阿合马、卢世荣被诛后，忽必烈也意识到儒臣的重要性，并任命程钜夫为侍御史，行御史台事，派他到江南招募汉族名儒。

台臣对奏，表示说程钜夫是“南人”，年纪又轻，“不可用”。忽必烈大怒，叱责道：“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

以此，忽必烈也想平衡色目“财臣”和汉人儒臣在朝中的政治势力。

行诏江南时，忽必烈一改昔日蒙古文书，特命以汉字传布。

程钜夫此次江南之行收获颇丰，为元朝网罗招致了叶李、赵孟頫等二十多位名儒。唯独南宋旧臣谢枋得坚守臣节，力辞不至。

虽然汉人儒臣得到任用，儒户御役也得减免，但元朝兵戈繁兴，维护帝国如许大的摊子，没钱万万不行。于是，吐蕃人桑哥又被忽必烈当成一位新“财神爷”。

至元二十四年年初，在麦术丁建议下，忽必烈任桑哥和铁木儿为平章政事，重新立尚书省，“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更定钞法，在朝境内颁行“至元宝钞”。

桑哥这位吐蕃人翻脸不认人，上任后首先检核中书省账目，查出中书省“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时任尚书省平章的麦术丁只得自认倒霉，承认罪状，心中暗悔日前荐引桑哥当“理财”大臣。

之后，桑哥雷厉风行，在省部及各地大行“钩考”，当众命从人殴打汉族大臣，杀了不少与己议不和的人立威。

由于桑哥敛财有道，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为元廷增加了不少收入。汉人左丞叶李等人希旨，上奏忽必烈认为桑哥应该任“右丞相”。所以，同年十一月，元廷就诏任桑哥为“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桑哥乘机又擢升了好几个私人党羽。

纵观桑哥的“经济改革”措施，其实与阿合马如出一辙。其一，“以理算为事”，设征理司这样的新部门，对江淮、四川等六个行省财赋进行理算，“钩考”地方仓库，大肆搜刮，天下骚然。其二，更定钞法，发行“至元宝钞”新钞。新钞折中统旧钞一贯文折五贯文。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增加课税，盐引由三十贯增为一锭，茶引由五贯增至十贯，商税方面更是大幅增收，江南地区由先前十五万锭增至二十五万锭，内地由五万锭增至二十万锭。

忽必烈对此，言听计从。

其实，桑哥“改革”重要内容之一的“钞法”，原意是想“新者无冗，旧者无废”，但岁赐和饷军等事皆以中统钞为准。

百官会议时，桑哥等人提出“至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

众人唯唯之时，新入朝的赵孟頫年轻气锐，高言道：“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间，轻重相去至数十倍，故改中统为至元；又二十年后，至元钞必复如中统。使民计钞抵法，疑于太重。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四者为直，虽升降有实，终不大相远也。以绢计赃，最为适中。况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乃欲以此断人死命，似未可也。”

这位宋朝王孙以刑名说事，实际上已经指出了桑哥“钞法”的虚弊。

大臣中有人为巴结桑哥，又欺赵孟頫是新入朝的“南人”，厉声指斥说：“现在朝廷推行至元钞，所以犯法者以此钞来计赃论罪，你这么一个黄口孺子，怎敢有异议，难道是想阻碍至元钞的颁行吗？”

赵孟頫气势仍盛，据理力争道：“法者，人命所系，议有重轻，则人不得其死。我此来乃奉诏参与议论，不敢不言其真。今中统钞虚，故改为至元钞，如谓至元钞终无虚时，岂有是理！您不与我相较财理，而空口陵蔑，可乎？”

一席话，说得对方愧然而退。虽如此，蒙、汉、色目大臣皆知桑哥有忽必烈撑腰，基本没什么人出头对“新法”说不字。

桑哥专政后，“财物部”吞并“组织部”，又兼“国务院”功能。桑哥把朝廷当成了市场，把官位当成了商品，卖官鬻爵，肆无忌惮。

当婊子不忘立牌坊。为相两年后，他差使手下谄谀小人上“万民书”，要求元廷为自己“立石颂德”。忽必烈得知此事，对这个能为他敛财的“大狼狗”很支持，吩咐说：“百姓想立碑就立，一定让桑哥高兴啊。”

为此，翰林院蒙汉高手奋笔疾书，详列桑哥功德，在中书省府院前竖立一巨石，上题“王公辅政之碑”，规模还不小。元廷在“桑哥辅政碑”的大石头外面又盖了色彩鲜艳的宏丽阁楼，雕镂精细，唯恐内外不知桑哥的“政绩”。

桑哥折腾了四年，弄得天下怨起，人不敢言。

最后，还是赵孟頫对忽必烈的高级侍卫彻里讲：“皇上论贾似道误国，常责留梦炎等宋朝大臣不能挺身而出。现今，桑哥之罪，有甚于贾似道！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我乃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唯君为皇上所亲信，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倘若您能不畏天威之怒。为百姓除此凶残之贼，真仁者之事，公必勉之！”

有赵孟頫一番激励，趁忽必烈在柳林打猎心情好的机会，彻里纵言桑哥误国害民，言辞激烈。起初，忽必烈闻言即大怒，责斥彻里“诋毁大臣”，命令左右卫士猛扇彻里嘴巴，打得他血涌口鼻。稍停，忽必烈又问彻里是否知罪，彻里辞辩愈力，朗声言道：“为臣我与桑哥无任何私怨，现不顾生死揭发他的罪状，实出于对国家的忠心。如果我害怕皇上震怒而不敢谏，奸臣何得而除，万民何得而息！”

闻此言，忽必烈沉吟。

随同忽必烈外出的蒙古贵族也里审班、也先帖儿等人见状，也一同跪下，劾责桑哥专权黩货等罪。

忽必烈还是不大相信，急召出使在外的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来问情实。

不忽木在行宫营帐面见皇帝，痛心疾首地说：“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如不诛桑哥，恐此人将为陛下深忧！”

在场的贺伯颜等人也力证桑哥奸邪，越来越多的大臣附和，争相指责桑哥。

见这么多蒙古贵族指斥桑哥，害怕危及元朝的统治，忽必烈于是下决心把“财神爷”送入阎罗殿。他下诏御史台及中书省辩论桑哥之罪，并命人毁弃桑哥辅政碑。

怯薜，从职责看仅仅是皇帝身边的带刀侍卫，诸王贵族身边皆有怯薜。与历朝历代不同，元朝皇帝的怯薜源于蒙古旧制，其组成人员皆是蒙古或色目的高官贵族子弟以及各地地方长官子弟。这些人，皆是蒙古帝王最信任的贴心人，他们负责皇帝的日常起居和宫廷内事务，基本把太监该干的活计都干了，这也是有元一代没有太多宦官乱政现象的最主要原因。

怯薜不仅仅是充当皇帝禁卫军那么简单，他们常常出任地方高级官员，或口含天宪巡视地方，因此元朝才有“怯薜入仕”这个名词。当然，怯薜到了元朝后期，滥竽充数者不计其数，只要花钱就能买这个“身份”。

忽必烈时代，怯薜可说是除亲王、嫔妃外最接近皇帝的人员，所以赵孟頫才激身为怯薜的彻里前去说服忽必烈。如果换了汉人官员在忽必烈面前讲正当红的桑哥坏话，估计会立时被砍掉脑袋。

忽必烈不做靠山，桑哥肯定玩完。有司抄家，桑哥的家财竟然和皇宫差不多，皇帝首富，他第二。

几个月后，元廷有诏斩这个吐蕃人于闹市。金山银山，地狱里也享受不到分毫。

恼怒之下，忽必烈又派彻里到江南行省，把桑哥的妻党要束木以及忻都、王巨济等党羽押还大都，审问之后，均送闹市开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