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思想大陷阱（6）

甚至就连一些长年积极从事女权运动的女性，也已经变成了贤妻良母，整天把自己的小窝擦得一尘不染、窗明几净，早晨与踏上上班征程挣钱养家的丈夫挥手告别。还有那些支持女权运动的女性们，她们也会因为思想观念的误区而在生活的道路上磕磕碰碰，她们在观念误区的诱导下逐渐地认为，自己最终还是要找一个丈夫的，这对保障自己的物质生活也十分重要。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女人的独立性和工作都变成了次要的东西，只是生活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每一个女人都应当有一个像样的职业，对此没有任何人有异议，但是，女人不应当满怀激情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她们所学的知识只是预防万一找不到供养人或者因种种原因失去供养人而又一时找不到替补供养人时用的。

女人在和生活伴侣结成固定的生活关系之前，在还没有生儿育女的时候，她们的工作是独立自主的，她们独自外出旅行，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始的时候，她们还天真地以为能保持自己的自由身，但是慢慢地，家庭角色分工的陈旧观念开始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虽然有不少为人妻的女性力争公平合理地分配家务活，虽然在当今的社会里已经有丈夫开始洗刷楼梯带孩子，但是保证家庭生活的正常进行，保证孩子的正常养育，这个重担仍然压在女人们的肩膀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家庭要找带孩子的保姆，肯定是妻子去找；如果家庭要找一个帮工，肯定也是妻子去找；甚至连丈夫外出购物，清单也是妻子列出来的。

但是如果需要作出重大决定，如买汽车，买房子，那么这个时候发话的就是丈夫了。

你可以设想一下，如何一步步地激励生活伴侣，共同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把保姆的电话号码交给他，让他打电话约定日程，尽管他已经开始联系保姆了，你仍然要不断地提醒他不要忘了；

和他一块儿把要买的东西列在清单上，反复跟他讲，直到他知道该怎么做为止；

自己做一些重大决定；

如果家里想买辆汽车，你可以自己列一个购车注意事项清单，然后提供两种车型供他挑选；

想办法让他同意为了你的工作而将家搬到其他城市去。

我自己照料不了自己吗

下面的情形是这种观念误区的一种具体表现：

丈夫的地位提高了。只要有这么一个男人做我的后盾，我自己也会感到强大，更有保障，并且更敢于作决定。也就是说，结婚以后我的能力能得到更好的肯定，有靠山的女人要比孤独的女人更容易受到尊敬。我的丈夫就是我工作的保障，就是我不遭受别人欺负的保障，一句话，他是我生活的保障。

下面我举一个詹妮弗的例子，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女人很容易落入误区，认为自己必须要有一个丈夫。她的观念误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靠我一人一事无成。”

詹妮弗的职业是翻译。她和迪穆结婚已经有15个年头了，婚后生有3个孩子：尼娜15岁，奥列弗13岁，萨布黎娜9岁。5年前，他们家在一座小城的边上买了一栋带有花园的房子。生这3个孩子时，詹妮弗从没有像其他女性那样享受过法律保障的6个星期产假。生老三萨布黎娜的时候，她原来想请半年的子女教育假，但是公司急需用人，所以仅仅过了3个月她就又开始上班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她干的是计时工作，到了孩子稍微大了一些，可以稍稍脱手的时候，她才能积累到更多的工时。

詹妮弗很喜欢自己的家，回到家里，她就要充分享受自己的花园。1968年“大学生运动”时，她就已经是党员了。搬到这儿没多久，党内的同志就来问她，想不想继续从事党的事业。她一向热心政治活动，再说通过党的活动还能建立许多联系，此外她还感到很“得意”，因为是人们来请她“出山”的。

詹妮弗属于那种精力非常充沛的女人，她从事自己的工作，操持家务，带孩子，同时对政治生活表现出高昂的热情。总而言之，她是一个有个性、有自信心的女人。一切是那么顺利，詹妮弗的政治生涯看来前途无量，詹妮弗本人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但是一夜之间，辉煌的前景顿时变得黯淡了。丈夫以家庭经济基础不扎实为由，决定要卖掉房子，举家搬迁到附近的大城市去，而此时恰恰是詹妮弗的政治热情开始得到回报的时候。

詹妮弗心里清楚，所谓经济基础不扎实不过是个理由，但她还是让步了。丈夫的决定背后究竟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她没有去问，而且也没有勇气去了解个所以然。她同意了，房子卖掉了，政治生涯也半途而废了。

从表面上看，丈夫的霸道行径胜利了。詹妮弗和迪穆面和心不合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们之所以还生活在一起，完全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发展到非离婚不可，再说还有3个孩子……

詹妮弗还在维持着自己的婚姻。她坚信自己少不了迪穆，没有迪穆，她将一事无成，对此她坚信不移。

她认为，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她不可能再有机会从事自己的工作，也不可能有机会从事政治活动。在她眼里，已婚女性这个身份要远远重于自己的才华和抱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想法，工作的意义在她的内心也降低了，自己的工作能力远不如贤妻良母这个身份重要。她尤其担心的是，如果自己没有了男人，那么党内的同志可能就会看不起自己的工作能力。此外她还有一种想法，认为自己的能力充其量只能为一个“小城”的政治生活工作。最后，她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就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因此失去丈夫，尽管她已经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她仍然没有勇气靠自己的力量驾驭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