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兰 “跑”在万里征途上（2）

创作的真正难度在于对作品内容的整体把握。萧华虽亲历长征，但他当年只有18岁，先是担任少共国际师政委，过草地前是红二师政委，只熟悉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对于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则知之不多。因此，要把红军三大主力艰苦卓绝的长征准确地概括到一组诗歌中，是十分困难的。为此，他阅读了有关长征的大量资料和老同志写的回忆录，反复阅读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著作，用其中关于长征的精辟论述，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同时，他认真研读了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诗词。

掌握丰富的史料后，萧华按照长征的历史进程，从极其复杂的斗争生活中，选取了长征中12个“节点”，安排了组诗的整体结构，即：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

于是，萧华忘记了自己病人的身份，进入忘我的创作境界，屋里的灯光常常亮到午夜。王新兰也无法劝丈夫休息，夜深人静时，她会悄悄地在丈夫身边站一会儿，她看到的是一页页被泪水打湿的稿纸。王新兰说，为了不影响萧华的康复，在创作前，她与萧华曾有许多“约法”和“规定”，但是萧华一进入创作状态，就什么也不顾了，甚至通宵达旦，常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

长征途中没流过一滴泪的萧华，将感情的闸门向逝去的历史打开了。王新兰说，他写得很辛苦，人瘦了几公斤——那真的是“呕心沥血”。

写就后，萧华用毛泽东的七律诗《长征》中的首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题，将组诗呈送给周恩来总理和在京的多位老帅传阅。老帅们都说，用12首诗来概括长征全过程，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组诗高度概括了中国工农红军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抒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周恩来非常高兴，也非常喜欢，尤其对“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特别赞赏，说这是“神来之笔”。当时正在搞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间恰巧缺长征的内容，周恩来说，这下好了，先把《飞越大渡河》放进去，于是“组诗”开始变为“组歌”。

曲谱初稿成形后，萧华在杭州的病房里接见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4位曲作者，让他们一首一首地为他哼唱，并提出修改意见。

其实，当初为组歌谱曲的除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4人外，总政文工团时乐蒙也写了一稿，他这个版本气势宏大，技巧很高。周恩来反复听了两个版本后，觉得各有千秋。考虑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版本好唱好记，便于传唱，基本倾向于这个版本。王新兰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周总理审查战友文工团的“组歌”时，她和萧华带着5个孩子也去了，周总理问萧家5兄妹：“两个《长征组歌》，你们都听过吗？”他们回答说，听过。周总理又问：“你们说，两个组歌，哪个好？”4个大一点儿的孩子不好意思说，13岁的萧霞却脱口而出：“北京军区的好。”周总理又问：“好在什么地方？”萧霞说：“好听好唱。”周总理笑着说：“看来咱们意见是一致的。”当时，一旁的王新兰笑了。

战友文工团排练期间，周恩来亲自去作动员，要他们去部队参观学习，了解情况，不但要形似——穿上军服，穿上草鞋，打上绑腿——更要神似。

王新兰依稀记得，当年在天津审看排演时，萧华含着眼泪讲了很多，几次都哽咽着讲不下去了。那天，萧华对全体演员说：“是30年来一直撞击我心灵的东西让我写出这组诗来。这组诗是有剧情的，必须带着真情实感来唱，才能更好地表现它。”

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评价萧华和他的组诗：“只有经过了长征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歌》，只有有激情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歌》。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件好事，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我感谢你。”王新兰也认为，《长征组歌》是一部饱蘸着血泪和激情的经典之作。

“总理在病重期间，我们都很想去看他，但萧华刚从狱中出来，我们无法进去。总理生前，曾先后17次观看组歌演出，他能唱出组歌的全部内容。总理在弥留之际，最后唱的一句是‘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说到这里，王新兰声泪俱下，哽咽难言。

据悉，“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征组歌》有8年没有正式演出。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指示复排《长征组歌》。同年10月，复排后的《长征组歌》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反响的热烈程度远远超乎演员们的想象。很多观众看完演出后都不坐车了，而是手挽着手一路哼唱着《长征组歌》回家。

《长征组歌》这部脍炙人口的音乐史诗，用血与火谱写的旋律，穿透20世纪的回音壁，响彻新世纪的天空。而由组歌述说、重现的长征画面，令人们感慨万千，定格为永恒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