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作用与评价（2）

在绘画方面，我该多向常先生请教。塞尚就像马蒂斯所歌颂的：“塞尚是我们所有人的导师。”塞尚作为“现代绘画之父”在历史上留下了伟大的足迹。然而，他的一生是在世人的不解、嘲笑甚至侮辱中度过的。

在第一次印象派的画展中，他展出的那幅作品曾被讥讽为“错乱涂抹的狂人之画”，《维克多·肖凯的肖像》曾被批评为“疯子画疯子的画”，但是他依旧顽强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为美术史写下了不朽的一页。

此外，从列宁、甘地的一生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只有经过苦难，人生才能从黑夜走向黎明，才能从混沌走向秩序。人生只有在苦难中才会放出耀眼的光芒。

我早就听说许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我想这些灵魂受到磨炼的人们如果开拓了新的创作之路，必定会给艺术世界带来优秀的成果。

常先生正是在苦难中开拓了自己的道路。请问常先生度过这些苦难的原动力是什么？

常书鸿：我当时出国留学，无非是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到法国后，我的认识逐渐变化，最后发生了从为个人到为民族、为国家的意识革命。

在敦煌期间，受到民族意识和佛教的影响，我产生了一种使命感。“敦煌艺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舍命也得保护它，不管有多少困难都必须克服。”这种使命感使我度过了所有的艰难困苦。后来周恩来总理给了我许多保护。

困难时期，像给我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是无法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的。在这期间，我受到多少迫害，受到怎样的侮辱，我和我的家人又是怎样渡过难关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说完。这个问题我就讲到这里吧。

自从在巴黎看到伯希和的《敦煌千佛洞》，我的命运便与敦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从那以后的半个世纪里，我尝尽了一家离散、横遭迫害的苦酒。

不过，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我想可以这样说：“到目前为止，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没有一件让我感到后悔的事。

只是这半个世纪过得太快了，敦煌研究和保护还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做！

池田先生曾问过我：“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不过，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

池 田：太伟大了！常先生，那么请问，中国近代美术史分为哪几个阶段呢？

常书鸿：从清末到现在，中国近代美术史大概可以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朝末期。政府向西洋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洋画技术，他们回国后在宫廷内留下了西太后肖像画之类的作品。

第二阶段是1930年前后，以徐悲鸿先生为中心的我们这批青年画家留学海外，把西洋的绘画技术带回了中国。这些人大都在20世纪30年代回到了中国，执教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我便是其中之一。当时，我教的是西洋画。中国画是以齐白石先生为中心进行的。我们当时同在一所学校为中国画和西洋画的发展与普及做出自己的努力。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但我仍然进行美术创作和研究工作。

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美术虽然得到了发展，但在外国美术方面，苏联美术较法国美术更受重视。特别是徐悲鸿先生逝世后，这种倾向更加严重。在中国水墨画方面，以继承过去的传统为重点，几乎看不到什么革新艺术。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的建设相配合，中国美术界出现了大量的作品。这段时间是美术创作的高涨时期。

第四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是一个灾难的年代，因为政治原因不得不创作一些特殊的作品。

第五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初举办的“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在中国美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次展出，我们第一次系统地从古代到现代把法国名画介绍给大家。从那以后，中国美术界又开始注目于西洋的美术。

第六阶段是现在这个开放的时代。世界各地众多的美术资料都被介绍到中国，青年画家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习这些艺术的机会，还缺少这方面的实力。年迈的画家们认为青年画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青年画家们正努力创造出自己的新风格。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一样，中国美术界迎来了自己的变革时期。我期待，也相信，他们今后会创作出更优秀、更有深度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