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人生的相逢

池 田：常先生，您是23岁时到法国留学去的吧？听别人说，您当时学习法语非常刻苦，背下了一本法语词典呢。

常书鸿：我小的时候就有一本法语词典，但是我经常装在兜里的不是词典，而是写有法语单词的包巧克力的小纸片。

我经常从婶婶那里要来包巧克力用的小纸片，然后，把单词写在上面，一个一个地背过。因此，口袋里就常常装满了包巧克力的小纸片，每背完一页单词，我就把纸片扔掉。这样日复一日，日积月累，两年间，我就把一本法语词典全部背了下来。

池 田：我想这种经历，您一生也不会忘记。青年时代，什么都能做，常常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磨炼自己，而碌碌无为地虚度青春，将是极为不幸的事情，也无法给自己留下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

常先生在巴黎和里昂主要是学习什么呢？

常书鸿：在巴黎主要是学习美术史和油画技法。里昂是纺织业极为发达的城市，机器织品的图案艺术性非常高，而且，机器织品的图案和美术图案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里昂我除了学习美术，每个星期天还去学习提花织机的技术，这种机器在法国非常普及。之前在中国的甲种工业学校学到的知识，在我学习操作提花机时派上了很大的用场。

池 田：听说，您当时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发现了伯希和写的《敦煌千佛洞》一书，那时先生与敦煌的邂逅，就决定了您的人生之路。

常书鸿：1935年秋天，我偶然发现了伯希和写的《敦煌千佛洞》一书，如果说这次发现迎来了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机，是毫不为过的。这本书给我很大的启发，而且决定了我以后的人生之路。

当时，我在法国孜孜不倦地学习西洋油画。10年间，我从法国巴黎、里昂的美术家协会3次获得金奖、2次获得银奖，而且还做了法国里昂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全国肖像协会会员，连我自己都觉得已经是蒙巴纳斯的画家了。

当我看到伯希和《敦煌千佛洞》书上图片的瞬间，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祖国竟然留有这样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遗产，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仔细一看，伯希和在序言中写道，这些照片是1907年在敦煌的石窟中拍摄的。我对祖国佛教艺术的辉煌灿烂、博大精深感到十分惊异。把眼前敦煌的石窟艺术品和我以前崇拜的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进行比较，我发现不论是从历史的久远方面来看，还是从艺术表现技巧来看，敦煌艺术都更胜一筹，这一点一目了然。“这简直是一个奇迹”，我立即被敦煌艺术所吸引了，并下决心回到祖国，到敦煌去，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亲自看一下这些宝物。而且我心中还这样想：作为一个中国人完全有责任去保护、介绍这些文物，使它们重放异彩。

池 田：您真是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常书鸿：在伯希和《敦煌千佛洞》的图录中，最使我倾心的是壁画的图案部分，宛如提花织机织出的图案一样，还有第275窟中代表唐代艺术的壁画。随后，我向店主打听了《敦煌千佛洞》一书的价格，贵得惊人，凭我的经济能力根本买不起。

店主告诉我，在附近的博物馆里，有从敦煌出土的大量丝绸画，我听后立即去参观。在那里，我第一次面对唐代画作进行观摩。这些画的技巧都很娴熟，画面也很整洁、漂亮，我深深地被吸引、被感动了。

池 田：完全听明白了。您刚才所讲的也深深地打动了我。此后，先生回到祖国，在您第一次去敦煌之前，举办了个人油画展，靠卖画来筹措旅费。由此，您当时经济的拮据和辛劳的情况是可想而知的。

常书鸿：在法国看到伯希和《敦煌千佛洞》的图片以后，我在心中发誓，一定要回到祖国的敦煌去。当时，在繁华的巴黎，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一定的地位。作为里昂美术家协会会员和法国肖像画协会会员，我过着非常安定与舒适的生活。把这所有的优越生活丢弃，回到祖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而到只有流浪汉才去的、荒无人烟的敦煌去，就更非平常之举了。

面对的诸多问题中，首先就是经费不足。为了准备、筹措到敦煌去的旅费，我在重庆举办了个人画展。在那里，我卖掉了在法国和中国所作的40幅画，充当旅费。当时政府的教育部并不支持我到敦煌去，但是，我已下定决心背水一战，打算只要赚够旅费，别的什么也不需要，就立即到敦煌去。

可以这样说，伯希和《敦煌千佛洞》一书，对我的影响极大，几乎决定了我的人生之路。池田先生在这方面有过什么体验吗？

池 田：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同户田先生的邂逅。

常书鸿：那么请问池田先生，您是什么时候、怎样结识户田先生的呢？

池 田：那是在日本战败以后。1947年夏，人们即将欢度第二次终战纪念日，当时我只有19岁。我的一位朋友来访，告诉我有一个关于“生命哲学”的会议，问我是否和他一起去。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呢？问了一下朋友，他说不是。

不管怎么说，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所以就和朋友一起去了。这次会议其实是创价学会的一次座谈会，担任主讲的就是户田城圣先生。

常书鸿：您当时对户田先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要选择户田先生作为您人生的老师呢？

池 田：户田先生当时47岁，要说到对他的第一印象，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他是一个极为杰出的人物。他属于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那种类型的人，他高度近视镜片后的眼睛放射出独特、平易近人的目光。从初次见面起，我就不可思议地对他那种毫无顾虑的谈话方式和崇高的人品，有着极大的好感。当时正值日本战败后的第二年，人们都在绞尽脑汁以求生存，人心极为慌乱。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昏暗的灯光中，户田先生让人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我深深地被户田先生落落大方的举止和谈话方式所感动，所以，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我也单刀直入地向他请教，提出了3个问题：

“何谓真正的人生？”

“何谓真正的爱国者？”

“您怎样看待天皇？”

户田先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简洁明了，洋溢着诚实的心声。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说得很正确，他是值得信赖的。”对于这种当时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心情，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我这样写道：“我不知为何就是非常高兴。”那时的感慨，直到如今，仍然非常强烈。而且，我听说，户田先生曾和创价学会的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先生一起被捕入狱。后来牧口先生死在狱中，户田先生在狱中被关了两年多。由于站在佛法信仰者的立场上，与那时军国主义大肆宣扬国家神道的做法针锋相对，因此二人受到了当时不可一世的当权者的迫害。因为他们坚决不屈服，所以被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和不敬之罪等罪名关进狱中。

户田先生因反对战争而进入监狱这件事对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对反动势力是斗争还是妥协，极端地说，这是判断一个领导者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准。在国家战败这样一种悲惨的结局中，人们都开始认真反思，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种惨无人道的战争再次发生。对于制止战争的爆发，任何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确实，那次我遇上了非常难得的、成为我人生导师的人。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同户田先生的邂逅会改变我的命运。但是，我心中的阴云消散了。那时有一种强烈的想法，就是拜户田先生为师，去学习更为深刻的东西。

很快，我就加入了户田先生的组织，然后就日日夜夜地在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工作了。当时户田先生经常对我说：“日本和中国的友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虽然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这句话我却铭记在心。作为先生的弟子，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中日友好做些事情，不辜负户田先生的在天之灵，不辜负先生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