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缴纷往反”的论敌（1）

朱熹、张栻因在上述一些重要问题上主张根本一致，故而成为交情甚契的道友。但是，他们毕竟是两个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学术道路，尤其有不同的学术师承。朱熹之学的师承关系是：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张栻之学的师承关系则是：二程—谢良佐—胡安国—胡宏—张栻。朱熹认为：“敬夫说本出胡氏。胡氏之说，惟敬夫独得之，其余门人皆不晓，但云当守师之说。”由于张栻继承了胡宏的学术思想，故而在许多观点上和朱熹存在分歧。他们在长期的学术交往中一直在就这些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朱熹并不讳言他们两人的分歧和争辩，曾有“我之所是，而兄以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议”之说。经过这些学术争辩，在许多问题上“同归而一致”，但在许多问题上仍保留着分歧。

朱熹和张栻的学术争辩涉及的问题很广，有的是重要的学术观点的分歧，有的只是细枝末节或语言表述上的分歧，没有多少理论意义。下面所述及的是带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几个问题。

（一）本体论上的分歧和争辩

朱熹建立了以天理论为核心的严密哲学体系，在他的理学思想体系中，理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是宇宙世界的本体，这显然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张栻的理学思想体系虽也倾向于此，但他在论述心时，却往往强调心的重要作用，表现出与陆学接近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

张栻在宇宙本体论上的特点源于其师胡宏。胡宏所建立的是性本论哲学体系，他以性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也有偏重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但是，由于性本来就是指人性，是一个有关人道的范畴，而且未发的性必然会体现为已发的心，所以，胡宏又十分重视心对天地万物的主宰作用。他说：“气之流行，性为之主；性之流行，心为之主。”“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张栻继承了胡宏之学，也往往把性作为和太极并列的最高哲学范畴，并由此而肯定心的绝对主宰作用。他在论述心的哲学范畴时，也像胡宏那样，把它看成万物的主宰者。他说：“人为天地之心，盖万事具万理，万理在万物，而其妙著于人心。……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朱熹虽也肯定心的主宰作用，但他明确肯定“所以主宰者是理也”。张栻则把“主宰者”视为心，可见他的心学倾向。当有人提出“惟天地及人，具此大本”时，张栻认为此说“有病”，他纠正说：“人仁则太极立，而天地之大，万物之多，皆吾分内耳。”他还进一步提出：“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该遍者，本体也。”张栻认为人心能包括天地之大、万物之多，亦是“天地之心”，明确肯定了心在宇宙中的本体地位。张栻的这些说法，和陆学一派的“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的心学命题十分接近。这一切，皆体现了张栻之学在本体论这一根本问题上所不同于朱熹的特点。

朱熹亦察觉出张栻的心学倾向，看到了张栻和陆一派的相近，因此他说：“陆子静之学，只管说一个心。……南轩初年说，却有些似他。”张栻的早期学说，受胡宏的影响更突出，所以其心学倾向亦更明显。这种心学倾向，到其晚期仍得到体现，所以朱熹后来仍对他这种心学倾向进行批评。

问：“南轩谓‘动中见静，方识此心’，如何是‘动中见静’？”曰：“动中见静，便是程子所说艮止之意。释氏便言定，圣人便言止。敬夫却要将这个为‘见天地之心’。复见静中见动，他人又要动中见静，却倒说了。”

张栻主张在人的喜怒哀乐已发之后，察识那纯静的心灵本体，并由此以“见天地之心”。朱熹极不满意张栻的这种说法，他不仅批评了动中见静的说法，更批评了“要将这个为‘见天地之心’”的心学派观点。

（二）中和之辩

中和之辩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和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争辩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一个重要议题。双方在长期的讨论、争辩过程中，学术主张在前后均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中和之辩成为理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影响。

“中和”来自儒家重要典籍《中庸》一书。《中庸》云：“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说实际上涉及理学体系的核心问题——心性论，它包括两个重要问题：心性论和修养功夫论。